|
二 杨素与廊庙文学 杨素的《谢炀帝手诏问劳表》是一篇向隋炀帝剖白心扉的表文。据《隋书·杨素传》，平定汉王杨谅叛乱之后，炀帝遣杨约犒劳杨素，杨素上表陈谢。表云：“臣自惟虚薄，志不及远，州郡之职，敢惮劬劳，卿相之荣，无阶觊望。然时逢昌运，王业惟始，虽涓流赴海，诚心屡竭，轻尘集岳，功力盖微。徒以南阳里闾，丰、沛子弟，高位重爵，荣显一时。遂复入处朝端，出总戎律，受文武之任，预帷幄之谋。岂臣才能，实由恩泽。欲报之德，义极昊天。伏惟陛下照重离之明，养继天之德，牧臣于疏远，照臣以光晖，南服降枉道之书，春宫奉肃成之旨。然草木无识，尚荣枯候时，况臣有心，实自效无路。昼夜回徨，寝食惭惕，常惧朝露奄至，虚负圣慈。贼谅包藏祸心，有自来矣，因幸国哀，便肆凶逆，兴兵晋、代，摇荡山东。陛下拔臣于凡流，授臣以戎律，蒙心膂之寄，禀平乱之规。萧王赤心，人皆以死，汉皇大度，天下争归，妖寇廓清，岂臣之力!曲蒙使臣弟约赍诏书问劳，高旨峻笔，有若天临，洪恩大泽，便同海运。悲欣惭惧，五情振越，虽百陨微躯，无以一报。”杨素将自己的成功归结为：第一，具有“南阳里闾，丰沛子弟”的身份，自己得到了皇帝的眷顾；第二，皇帝有“照重离之明，养继天之德”，自己取得的成绩完全是皇帝的德行的果实。而对于浩荡的皇恩，自己“百陨微躯，无以一报”。分明建立了盖世之功，却表现得异常谦恭。杨素心中清楚：自己帮助杨广取得了太子位置，得到了皇帝宝座，还替杨广扫清了杨谅这个最后的障碍。但是，自己已经功高震主，现在到了“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高危时段，目前在杨广眼里唯一能威胁到帝位的只有杨素一个人。在这样的时刻，杨素上表，只能尽力歌颂圣上，剖白一片衷心，乞求皇帝对自己开恩。杨素的表文完全符合封建时代廊庙文学的标准。 边塞诗虽然不属于廊庙文学，但边塞诗中也可以表现家国情怀，与廊庙文学有一定的交汇之处。杨素《出塞》二首其一：“漠南胡未空，汉将复临戎。飞狐出塞北，碣石指辽东。冠军临瀚海，长平翼大风。云横虎落阵，气抱龙城虹。横行万里外，胡运百年穷。兵寝星芒落，战解月轮空。严鐎息夜斗，骍角罢鸣弓。北风嘶朔马，胡霜切塞鸿。休明大道暨，幽荒日用同。方就长安邸，来谒建章宫。”其二：“汉虏未和亲，忧国不忧身。握手河梁上，穷涯北海滨。据鞍独怀古，慷慨感良臣。历览多旧迹，风日惨愁人。荒塞空千里，孤城绝四邻。树寒偏易古，草衰恒不春。交河明月夜，阴山苦雾辰。雁飞南入汉，水流西咽秦。风霜久行役，河朔备艰辛。薄暮边声起，空飞胡骑尘。”此二诗写自身征战体会，风格雄健苍凉。其一写出塞归来，其二写出塞远征。诗中既有对边塞风光的描绘，也写到了汉将横行塞北报国忘身的行为。全诗寄寓着一种人生感慨，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格调昂扬向上，开唐人边塞诗之先河。 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三十五)曰：“越公诗清远有气格，规模西晋，不意武夫凶人有此雅调。”沈德潜《古诗源》：“武人亦复奸雄，而诗格清远。转似出世高人，真不可解。”④让他们迷惑的是杨素既然身为武夫、武人、凶人、奸雄，何以能写出诗格清远的雅调来。我们知道，杨素出身于著名的关中士族，自幼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和训练，所以他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赳赳武夫，他是文武双全的一代名士。至于杨素是否是奸雄、奸臣的问题则较为复杂。《隋书·杨素传》史臣曰：“杨素少而轻侠，俶傥不羁，兼文武之资，包英奇之略，志怀远大，以功名自许。高祖龙飞，将清六合，许以腹心之奇，每当推毂之重。扫妖氛于牛斗，江海无波，摧骁骑于龙庭，匈奴远遁。考其夷凶静乱，功臣莫居其右，览其奇策高文，足为一时之杰。然专以智诈自立，不由仁义之道，阿谀时主，高下其心，营构离宫，陷君于奢侈，谋废冢嫡，致国于倾危。终使宗庙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祸败之源，实乃素之由也。”这里并没有直接说杨素是大隋的奸贼。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九：“素者，天下古今之至不仁者也。其用兵也，求人而杀之以立威，使数百人犯大敌，不胜而俱斩之，自有兵以来，唯尉缭言之，唯素行之，盖无他智略，唯忍于自杀其人而已矣。呜呼!人之不仁至于此极，而犹知有君之不可弑乎?犹知子之不可弑父而己弗与其谋乎?”⑤王夫之的论说从杨素杀害其士卒推衍到杨素必然会参与弑君。概括起来看，杨素的“罪行”有三：一是战争中自杀士卒以立威；一是修建仁寿宫，过于奢侈，大损人丁；一是协助杨广夺嫡，与杨广合谋弑隋文帝。杨素自杀其部下，不仁不义，是其人格的污点，这一点不容置疑。至于营构离宫的奢侈，已得到文帝的宽恕；谋废冢嫡，站在杨广的立场，不是其罪，反是其功。旧说怀疑杨素协助杨广杀害了文帝，此说多有破绽，已不为今日史学界所采纳。在杨广即位之后，杨素出马平定了杨谅之乱，此后杨素身体已经病弱，不具备篡位的条件。崔瑞德说：“杨素在朝廷上也是残酷无情，是一个能伺机取胜和工于心计的机会主义者。……他鲁莽无情，傲慢自负，但以那暴力年代的标准来衡量，他是隋王朝的忠仆。”⑥与奸臣说相反，崔瑞德认为杨素是大隋王朝的忠仆，此说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看到的杨素，身在朝廷，心系山林。他一方面入世，一方面出世。他一方面身为大隋宰相，在为国事日夜操劳；另一方面他在清雅广大的庄园中，享受林泉之趣，写出了清幽绝尘的诗篇，一如世外高人。他一方面不拒绝朝廷官职，不拒绝世俗享乐；另一方面追求超越的精神生活。儒家与道家、事功与自然、朝廷和江湖、廊庙和林薮这些彼此对立的元素同时并存在他的身上。这使他的文学创作既长于台阁之体，亦具有山林之味；既谐于时世之嗜者，亦具有古雅之风。在同一个作者的创作中，同时擅长廊庙文学与山林文学，且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在杨素之前并无先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