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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叙述视角、本事改编和话本体制 对于这种有别于西方小说的结构方式，有论者试图从传统的中国世界观和中国人对于“因果关系”的不同认识进行解释⑦。其实，倘或深入小说文本，会发现话本小说中连环结构的出现还有着更为复杂的内在原因。 首先需要关注的是叙述视角的调整。以上论及的这些小说多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进行叙述，但在这种视角的内部还有不同的区分，即所谓的“内视角”与“外视角”。“外视角”指的是“故事外的叙述者用旁观眼光来观察”，而“内视角”则指“叙述者采用故事内人物的眼光来观察”⑧。古代小说多采用内视角与外视角相互结合的叙述方式。话本小说中的连环结构，往往与内视角内部不同人物叙述视角的转换有关。以《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为例，小说除了站在故事外的叙述者之外，刘贵、陈氏、王氏实际上构成了整个叙述的三个内视角。由于外视角的关系，读者会知道刘贵是被盗贼所杀，而非被陈氏谋害——实际上这也可以看成是通过刘贵的内视角所叙述出来的。至于盗贼是何人，由于叙述在刘贵死后就转入陈氏、王氏的内视角，因此读者与两人一样都被蒙在鼓里，只能从两人的叙述视角出发，看陈氏如何陷入不白之冤，而真相又怎样最终被王氏发现。这种内视角之间不同人物视角转换的好处在于，可以保证故事能够不被打断地叙述下去：即使故事的主要人物发生了某些变故——例如刘贵、陈氏都先后死去，也不会让故事的叙述戛然而止，因为还会出现新的接续者。此外，由于每一个人物的视角都是有限的，在保证了故事线索首尾贯通的同时，内视角也隐蔽了故事中一些关键的信息，并且是以一种颇为自然的方式完成的，因此保证了故事始终可以在悬疑的气氛中向前行进。这可以解释有时候视角人物没有发生任何变故，但仍然要进行内视角的调整。也就是说，话本小说中出现连环结构，有时正是基于叙述视角调整的需要。而当视角人物发生变化的时候，往往意味着故事产生了自然的分段，并且每段故事的中心人物也发生了改变，由此便形成了人物与人物相互传递又彼此勾连的连环。 其次是本事的改编。在本事的基础上进行改编是话本小说创作中常见的状况。这里涉及两种最为普遍的情形，其一是只针对某则本事进行改编，而不加入新的小说材料。其二是涉及多则本事的改编，将不同的小说材料融为一体。话本小说中的连环结构正与后一种情形有关。如《杨思温燕山逢故人》一篇最直接的本事应是《夷坚志》中的《太原意娘》，但在《太原意娘》中，几乎整篇故事都围绕杨从善、韩师厚与王氏⑨鬼魂的相遇而展开。至于韩师厚最后对于王氏情义的辜负，《太原意娘》只在末尾以六十多字的篇幅做了一个简略的交代。而到了《杨思温燕山逢故人》中，之所以小说能详述郑思厚与郑义娘情变的经过，是因为其又汲取了另外一则本事，即《鬼董》卷一所载的张师厚背弃前妻盟约另娶刘氏之事，对于此事，作者还有一段案语： 《夷坚丁志》载《太原意娘》正此一事，但以意娘为王氏，师厚为从善，又不及刘氏事。案此新奇而怪，全在再娶一节，而洪公不详知，故复载之，以补《夷坚》之阙。⑩ 由此可见，为了弥补《夷坚志》中《太原意娘》后半段故事过于简略的缺憾，《鬼董》详载了张师厚之事。而《杨思温燕山逢故人》正是在这两则本事的基础上改编而成：前半段叙述杨思温与郑义娘鬼魂的相遇来自《太原意娘》，后半段郑思厚另娶刘金坛，并抛却了郑义娘的情义则基本源自《鬼董》中的张师厚之事。经过这样一番对于两则本事的融合式改写，小说也就呈现出分别以杨思温和郑思厚两位人物为中心的两段故事的连接。 谈及话本小说中连环结构出现的原因，更值得关注的则是话本小说内部的体制。就体制而言，以叙述故事的头回和正话最为重要。头回和正话之间存在着一定联系，也就是鲁迅所说的“或取相类，或取不同”，“取不同者由反入正，取相类者较有浅深，忽而相牵，转入本事”(11)。实际上，头回与正话不仅存在着相类与不同的区别，更存在着联系程度是松散还是紧密的差异。当头回和正话的关系趋于松散的时候，我们会很容易分出头回和正话，但当头回和正话的关系异常紧密甚至无限接近的时候，区分就比较难了。《熊龙峰四种小说》的《张生彩鸾灯传》一共叙及了两个故事，第一个是张生与一神秘女子之间的情爱之事，第二个则是张舜美与刘素香之间的情爱之事。从体制角度看，第一个故事无疑是头回，而第二个则是正话。但这两个故事极为相似，不仅男主人公都可以称之为“张生”，和女子的情爱也都经历了从陌生到相遇、相爱，最终私奔成为眷属的过程。在两个故事中，鸳鸯灯或彩鸾灯也都是重要的道具：既标识了女子的身份，还蕴有照亮陌生男女情爱之路，预示他们终将比翼齐飞、鸾凤和鸣的隐意。因此，小说的题名“张生彩鸾灯传”虽然指涉第二个故事，可用来涵盖第一个故事却也颇为合适。更值得深究的则是两个故事之间的过渡，在叙完第一个故事之后，有这样一段话： 今日为甚说这段话?却有个波俏的女娘子也因灯夜游玩，撞着个狂荡的小秀才，惹出一场奇奇怪怪的事来。未知久后成得夫妇也不?且听下回分解。(12) 从“且听下回分解”而不是“故把某某之事，做个得胜头回”可以推测，当这篇小说在说话艺人的口中进行表演的时候，或许并不是将第一个故事作为头回，而是将两个故事都当成正话，因此才会出现这种颇为特殊的表达。如果以后一种眼光去阅读《张生彩鸾灯传》，会发现这篇小说是由两个故事共同组成的：即以张生为中心人物的前一个故事和以张舜美为中心人物的后一个故事，除了前后两个中心人物之间缺乏传递之外，这又形成了一个类似于故事连环的结构。 也便是说，联系紧密的头回和正话也会形成这种类故事连环的结构。就此而言，头回与正话联系更为紧密的是《警世通言》的《崔衙内白鹞招妖》。这篇小说的头回所叙的是唐玄宗、杨贵妃与安禄山之事，正话则是崔衙内携带新罗白鹞打猎与定山三怪相遇的故事。从这样的内容概述看，似乎两个部分并无关涉，但头回与正话是这样衔接的： 即时命高力士用香车细辇，迎贵妃入宫。自此愈加宠幸。其时四方贡献不绝：西夏国进月样琵琶，南越国进玉笛，西凉州进葡萄酒，新罗国进白鹞子。这葡萄酒供进御前；琵琶赐与郑观音；玉笛赐与御弟宁王；新罗白鹞赐与崔丞相。后因李白学士题沉香亭牡丹诗，将赵飞燕比著太真娘娘，暗藏讥刺，被高力士奏告贵妃，泣诉天子，将李白黜贬。崔丞相元来与李白是故交，事相连累，得旨令判河北定州中山府。正是：老龟烹不烂，遗祸及枯桑。崔丞相来到定州中山府远近……(13) 小说接下来所叙的便是崔丞相之子崔衙内的故事。可以看到，在头回和正话之间既没有“做个得胜头回”，也没有“且听下回分解”之类的套语，除了中间有两句韵文稍作阻隔，几乎没有彼此区分的痕迹。从人物关系上看，头回末尾部分出现的崔丞相是正话的中心人物崔衙内的父亲，而正话中最重要的物件新罗白鹞也已在头回的末尾处出现。因此，从强调头回“在情节上和正话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14)的角度说，与其说小说中所叙及的两个故事是头回和正话，不如将它们视为共同组成正话的两段故事更为合适。 与《崔衙内白鹞招妖》可以相互生发的还有《醒世恒言》的《勘皮靴单证二郎神》。这篇小说叙述的是韩夫人与贼人私通的公案。在小说起始部分，说的是宋徽宗乃李后主转世，以及宋徽宗即位后如何纵容蔡京等宣和六贼“竭府库之积聚，萃天下之伎巧”(15)。就内容而言，这些宋徽宗之事与后面的公案并无直接联系，因此前面的部分完全可以视作小说的头回，后面的公案则是正话。需要注意的是，正话里的韩夫人正是宋徽宗的嫔妃，而小说也是顺着这一人物关系的传递从宋徽宗部分过渡到韩夫人部分。 在谭正璧所编《三言两拍资料》里，将上面论及的《崔衙内白鹞招妖》两段故事分别看作“入话”与“正话”(16)，对于《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中的两部分则没有做这样的区分，而是将之统一视为正话。实际上，单就叙述方式而言，两篇故事极为类似，都是由皇宫之事引入官宦之家，再进入普通的世情，而相对于《崔衙内白鹞招妖》头回和正话之间“正是：老龟烹不烂，遗祸及枯桑”区区十二字的间阻，《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两个部分之间的层次分界线更为明确：“有诗为证：‘琼瑶错落密成林，竹桧交加尔有阴。恩许尘凡时纵步，不知身在五云深。’单说……”(17)因此，如果《崔衙内白鹞招妖》可以分为头回和正话，《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也完全可以。 以上所论并不是要否定或是确认这些小说头回与正话之间的关系，而是要说明，当头回与正话关系极为密切的时候，头回和正话的区别将变得不再明显。因此，在这些小说中，将它们视之为头回、正话固然没有问题，而将它们都看作正话，却也并无不可。这种现象可以名之为头回与正话的“模糊化”倾向。正是由于模糊化倾向的存在，小说中的两段故事可以构成一个整体，也在事实上彼此勾连，形成了故事连环的结构，这同样也是话本小说中连环结构出现的重要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