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汉代说唱俑的出土与《秋胡行》文本特点 20世纪50年代以来，四川汉墓陆续出土一批说唱俑，其形貌、说唱时的动作、表情形象生动，而且还持有辅助表演的敲击乐器。随葬俑中会出现说书俑，说明说话、讲故事已经成为汉代百戏表演的重要项目。说唱者在叙事抒情时，为了更好地刻画形象，传达感情，自然而然地与歌唱或朗诵结合起来，发展成连说带唱的形式。这种形式，比纯粹的散说或通篇歌诵要自由灵活，更适合细腻的描写和抒情，更受到听众的欢迎。有学者研究赋的“不歌而诵”时指出所谓“歌”和“诵”实际本来只有一步之别，诵的抑扬顿挫、高低清浊与歌的洪细圆转、悠扬的旋律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七略》诗赋略分屈原赋、陆贾赋、荀卿赋、杂赋、歌诗五类，其中前三类为书面语的文人赋，后两类一为口诵体(杂赋)、一为歌唱体(歌诗)；而“口诵体”(杂赋)十二家的最后有“成相杂辞”，“成相杂辞”许多学者都认为是“唱”而非“诵”，那么它可以作为从“诵”到“歌”的过渡环节。各种娱乐方式中，“唱”“诵”交错，更是常见的现象。自西汉设立乐府以来，许多本是用于讲诵的谣谚也被合诸管弦，甚至不惜削足适履。说书俑常常自己持有乐器，如鼓和鼓棰，正是因为讲故事的过程中有说有唱。“这种讲说和唱诵结合的艺术形式，在秦汉时代可能就叫做赋，也就是今天成为民间赋的作品。”⑩同时这也提示我们，那就是汉代说书、讲故事的语言是讲究韵律节奏的，体现在故事底本的文体上，就应该是韵散结合的(11)，而我们现在所见的故事赋，其文体特征恰好就是韵散结合的。由此，汉代故事赋(或者叫俗赋)的存在正是为说唱表演服务的，它就像一出由一人饰演所有角色的剧本，其戏剧性和表演性是非常显著的，尤其大量存在的戏剧性对白以及丰富的人物动作和表情更是说明了这一点。 既然韵散结合的赋在口头传播时是讲唱结合的，《列女傅(赋)》在传播中也应该是有说有唱的，那么刘向将其选择编入《列女传》时，应该是既有说辞的记录，也有歌辞的记录，即使有所变动，也难免会保存着赋体讲诵的痕迹。其中具有韵文特点的人物对话，有可能就是当时用来演唱的唱词。我们今天看到的与《秋胡行》有关的《鲁秋洁妇》一文的确是情节曲折，富于戏剧性，而且全篇在体制上虽以散文为主，但其中又夹杂了“力田，不如逢丰年”、“夫事亲不孝，则事君不忠；处家不义，则治官不理”等一些韵语和对偶句。这些应该就是当时的唱词或唱词的改编，而这些唱词的曲名，很可能就是《秋胡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