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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两宋理学“观物”与理学诗类型化主题及程式化表达(3)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 王培友 参加讨论

    三、“观物”的性理追求与理学诗的类型化主题及程式化表达
    “观物”的性理追求是其作为认知与存养的方法而存在,并最终成为了兼有道德认知和践行道德的目的性的特征。“观物”之“物”,大致有自然界之实在可感之事物或者现象、形而上的以哲理或者道理而表现出来的性理或者义理、以社会人生等为内容的经验等几种涵义。上述“观物”的途径是实现“求道”目的的凭借而存在。不过,正是因为理学家以这些“物”作为认知和体验的对象而实施主体性的体认、反省、涵养或者把握,抑或采用与“观物”相近的若干存养和体察的认知手段如“格物”或者“体贴”等去实践其“求道”的目的,不管怎样,只要以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诗歌因之而具有了类型化的主题与程式化的表达。
    一般而言,理学家“观物”所凭借之“物”虽然可以有上述多个对象,但是,就理学之关注重心与中心而言,以论证道体、心体、理体以及天道、人道的同一性为最重要。因此,亦可以讲,虽然理学家“观”所指向的“物”有多种,但“观物”要实现的目的,要以性理、义理为最重要。
    就两宋理学诗所关注的诗歌主题来看,比较重要的有如下几种:
    第一类:“乐意”主题。理学家诗中的“乐意”,主要表现为作者因存养道德、实现性之“定止”、涵养性情等而触摸到“道”而内心与外物达成一片的道德境界之“乐”。“乐意”主题在北宋“五子”时已经得到了重视。这一时期,如范仲淹指示张载探研“名教乐地”、周敦颐教育二程体贴“孔颜乐处”、邵雍身体力行“安乐”等,都说明两宋理学家注意到了儒学性理与“乐”的重要关联。正因如此,两宋很多理学家的诗作,都对“乐意”有所表述。如邵雍有诗《和人放怀》:“为人虽未有前知,富贵功名岂力为……男子雄图存用舍,不开眉笑待何时。”此诗表达出物来而顺应,顺万物而无情的性理定性之“乐”。“乐意”主题自从周敦颐、程颢等人诗歌中多有表达之后,后来成为理学家所乐于抒写的主题。如罗从彦有诗《自警》:“性地栽培恐易芜,是非理欲谨于初。孔颜乐地非难造,好读诚明静定书。”此诗提及勤修诚敬静定以寻“孔颜乐处”之性理追求。
    第二类:体贴“天地万物生意”主题。从理学体系而言,体贴“天地生物气象”或者“天地万物生意”“庭草不除之意”等,都是实践主体藉以识察“天地生生不已”之“仁”境界,也是实现“天人合一”以至于“物吾与也”的途径。两宋理学家诗歌对“观天地生意”命题非常重视,现存有大量的诗篇来抒写这一主题。如胡宏、朱熹、陈耆卿、包恢、徐景衡等人,都写有一些表达“观天地万物生意”主题的诗篇。如朱熹有《秋怀》:“井梧已飘黄,涧树犹含碧。烟水但逶迤,空斋坐萧瑟……微钟忽迢递,禽语破幽寂。赏罢一怡然,淡泊忘所适。”诗篇对秋天景物作多方面描摹,从中可以体会出实践主体与之打成一片而心思淡然静谧的出世情怀,这显然与理学家强调的“守静”“心要放在腔子里”“观天地生意”以体会天地与人的“生生不已”之气息相通相一致。可见,从形而上的天地万物之“体”而言,体贴“天地万物生意”实已触及了理学之关枢。由此,两宋理学家对这一话语非常重视,在其诗歌创作中多有表现也是必然的。大概是因为这一命题涉及理学的核心,理学家可以藉由通过“观物”或者“格物”等以“体贴”、涵养的方式来触及心体性体道体等。
    第三类:求做圣贤主题。一些理学家在表达这一主题时,往往以前贤如曾参、颜回乃至周敦颐、二程等人为追慕的榜样,述及作者的砥砺之信念。如张载门人李复有诗《自省》:“理容本求妍,造次遽成丑。兢兢早夜思,犹或失于偶。放而不知察,美种杂稂莠。吾居日三省,参也吾所友。”诗篇强调反省克己的重要性,表达了对曾参的追慕之意。更多的理学家在诗歌中表达“求做圣贤”主题时,往往选择的是抒写如何做“圣贤”的方法和路径。如罗从彦有诗《勉李愿中五首》之一:“圣道由来自坦夷,休迷佛学惑他岐。死灰槁木浑无用,缘置心官不肯思。”诗前有序:“愿中以书求道甚力,作诗五首以勉其意,然借视听于聋盲,未知是否。”于是点明了写作的缘由。诗后有注:“学道以思为上。孟子曰:‘心之官则思。’《书》曰:‘思曰睿,睿作圣。’‘惟狂克念作圣。’佛法一切反是。”诗中所述,正是罗从彦引导李愿中从“心”性识察与践履入手,以自正其心而求作圣贤。
    第四类:涵养识察以求“道”主题。这一类诗歌,作者经常述及由于践行省察、静默、诚敬等而得到的“理”。如陆九渊的诗作如《鹅湖和教授兄韵》,透露出陆九渊一再强调的“观心”工夫,强调“吾心为宇宙”理学主张,反对朱熹等人的“格物穷理”以至于求道之“支离”。又如朱熹有《春日即事》:“郊园卉木丽,林塘烟水清……悟悦心自遣,谁云非达生。”诗篇因景而及情,不过这里的“情”是与性体相统一的“情”,作者诗中所“悦”乃是于静观而悟及的“达生”。很多重在抒写存养功夫。如张载诗《芭蕉》:“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知。”诗篇借芭蕉成长时所表现出的物象来表达学以进德、学德相随而俱进,学德互为条件的主旨。这一诗作主题与张载理学思想中的“反本”“成性”观点相通。对他来讲,这种“观物”以“穷理尽性”的体悟方式,与其诗歌表达主旨的思路是一致的。
    上述可见,理学家抒写于静悟体察、涵养诚敬所得的“求道”,内容包罗广泛,举凡对道体心体性体的体察,对修道功夫的践履力行等,都是这一类诗歌所经常涉及的主题。
    当然,两宋理学诗的主题还有一些。这是由理学诗的内容和功用所决定的。从其发展历程来看,伴随着理学孕育、发展与演变的过程,由理学家或者受到理学熏染的士人所创作的反映理学性理主题、表达理学主旨的诗歌构成了理学诗的主体内容。从这个意义来讲,一些理学家所创作的诗歌如“俗体”“乾淳体”“晦翁体”等,都是理学诗的范畴。此外,文学史上的一些重要的诗人如吕本中、陆游、杨万里、汪应辰等人的若干表达理学义理或者性理的诗歌,都是理学诗。由此而言,南宋很多理学家所创作的诗歌,自然在其中反映出这些理学家本人的若干理学命题和理学主张。
    理学家的上述性理诗,从其本质上来讲是为了表达理学思理和理学主题。虽然上述性理诗主题比较丰富,但是,就总体而言,理学家的上述性理主题诗歌,在表达方式上却呈现出程式化的特征。这固然是北宋之后的理学家把“五子”性理诗作为范式来学习、揣摩的结果,但不可否认,基于“观物”而表达相同主题的理学思维方式,亦是重要原因。大致说来,理学家表达上述性理主题的诗歌,其表达方式主要有如下几种类型:
    第一类:“物象—理学性理—践行”构型。以这一类构型而写作理学诗的,往往这三者并不完全具备,但是,一般而言,这一类的诗歌会具备其中两个因素。
    以“物象—理学性理—践行”构型而写作的理学诗,要以邵雍诗歌最为常见。如其组诗《小圃逢春》:“随分亭栏亦弄妍,不妨闲傍酒胪边。夜檐静透花间月,昼户晴生竹外烟。事到悟来全偶尔,天教闲去岂徒然。壶中日月长多少,烂占风光十二年。”前四句写景取象,中两句表述理学旨趣,最后两句述及日常生活。依钱穆先生所言,理学存养“在平常日用之间”,从其理学诗而言,“践行”确在“平常日用”中。两宋前期的一些理学家,在表达理学性理诗主题时,诗歌往往具有“象”“理”“行”这三个要素。张载《芭蕉》与《贝母》、周敦颐诗《题门扉》等,都是如此。不过,在南宋理学中期以后,一些理学家在诗歌里往往不再较为全面地提及“理”,而直接以“象—行”来作为诗歌的构型。如朱熹《试院杂诗五首》之一:“长廊一游步,爱此方塘净。急雨散遥空,圆文满幽境。阶空绿苔长,院僻寒飙劲。长啸不逢人,超摇得真性。”诗篇大部分写景,最后两句却突然述及创作主体的行为,当然这一行为是为了寻得“真性”。
    这一类理学诗表达性理主题的诗歌构型,显然是理学实践主体以“观物”来实践其涵养体察、认知与体验,来实现其对天体、性体、道体、心体的把握,连带而及,这些理学诗也述及理学践履的存养功夫以及作者的践行体验等。不过,诗歌不及“理”而直接述“行”,往往缺少之间的关联,让人有时候感觉到较为突兀。
    第二类:“物象—义理”构型。一些理学实践主体因为“观物”“格物”而述及实践性的认知与体验,只不过所得的认识不一定直接涉及理学的性理主题,但这一接近于客观事物运行发展的规律性的认知,仍然是理学家所重视的“理”亦即义理。以这种方式表达理学诗主题的诗篇,是比较多的。如朱熹诗歌如其《观书有感二首》之一:“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由塘水如镜起兴,以“天光云影”写尽塘水所涵蕴的无尽光景。转笔却重在追寻塘水的“清”之由,得出“源头活水”才是其原因。可见,因“理”而选景,因景而造境,是朱熹诗歌诗境构造的重要特色之一。可见,“物象—义理”构型只不过是理学家对事物认知的外在表现。从理学诗的实践来看,这一类诗歌构型要以程朱学派学者所用的最多。如黄幹有诗《寿山》:“石为文多招斧凿,寺因野烧转荧煌。世间荣辱不足较,日暮天寒山路长。”诗篇取寿山之石、山中之寺因他物而招致毁坏,从中悟出“世间荣辱不足较”的义理,这种理学诗的表达方式,显然与“观物而求理”或者“格物致知”有紧密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可能受到程朱学派的直接影响,南宋时期很多理学家诗人也用这种形式来表达理学义理主题,如张栻、魏了翁、包恢等人都有一些类似表达方式的诗篇。
    第三类:“诗境—性理”构型。如胡宏有《独坐》,虽在写景时撷取了衡山之幽胜如隐入青云之五峰、乍聚还散之浮云、时去时来的飞鸟等,但其主旨是为了表达作者对于性理的认知,亦即在篇末“卷舒自在都无情”“我生何似鸟与云”等诗句所表达出的思想。其基本的写作理路是,作者于诗篇前半部分所叙及的是自然物境,而在诗篇后半部分则从其物境中抽绎出理学的性理主题。一般而言,这种以“诗境—性理”构型而表达理学性理主题的诗歌,需要在诗篇中通过一定的连接手段来把“诗境”与“性理”有机地结合起来。一些理学家诗人对此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如张九成有诗《庭下草》:“秋风吹碧草,久客情如何。乡关断过雁,青山高嵯峨。然而梦寐间,往往长经过。梦觉亦我耳,所得初无多。天地存胸中,要当常拂摩。肯为外物流,为赋白雪歌。”诗篇前四句景物构成了诗境,诗末却述及作为天地间的实践主体——人,应该反观己心而不为外物所动。此诗前后原本是很难联到一起的,但本诗以梦境作为连接诗境与性理的手段,就很好地表达出诗歌的性理主题。
    第四类:“性理的诗形表达”构型。这种类型取诗歌形式,以大致相同或者相近的句式来表述理学义理或者性理。以“性理的诗形表达”作为理学性理诗构型的诗歌,是非常多的。如邵雍有诗《答人语名教》《名利吟》《闲吟》等,都是以诗歌的形式抒写其理学性理主题。又如一些理学家经常以示子、示门人以及静坐、独坐等诗题来述及理学主旨,如张九成有《示二儿》、胡宏有《示二子》等。这种情形发展到了南宋,一些理学家,既无诗才又无诗歌创作的基本训练,却喜欢以诗歌的形式抒写理学诗的性理主题,以至于产生了以“经、子被之声诗”的情况。这种情况到宋末发展到极端,如陈普《石堂先生遗集》把经学讲义直接写成诗歌,集中约有一半为讲义、经说等,诗赋亦多以经书为题材。张九成亦有以《论语》《孟子》为题的绝句若干首,其实就是有韵的讲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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