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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观物”是邵雍用来构建其理学体系的术语，得到了他之后两宋理学家的高度重视。因“观物”具有体悟性、识察性与实践性等特质，而具备了审美性、情感性、实践性、超越性等品格，因此，也就内在地决定了“观物”与理学家诗歌创作具有紧密联系。当理学诗人所“观”之“物”为客观实在的景物时，其诗歌因为“观物”之特质而呈现出审美性、情感性等特征；而当他们所“观”之“物”为各种事件、虚拟之哲理或者性理命题时，诗歌便呈现出哲理性、超越性等特征。由此，理学诗表现为类型化的主题与程式化的表达方式。理学诗的这一特质，说明了其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品格。 关 键 词：理学/观物/理学诗/类型化/程式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两宋理学诗研究》(项目号13BZW065)；北京市社科基金研究基地一般项目《宋明理学诗诗性品格及其国际化问题研究》(项目号14JDWYB014)；“北京语言大学中青年学术骨干支持计划”。 作者简介：王培友，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从理学核心范畴入手，考察其对创作主体的认知与实践作用，探讨这些范畴与诗歌创作的关联，是推进理学诗、理学诗派乃至宋代文学研究的重要途径。其中，“观物”作为兼备存养目的与方法的核心理学范畴，表现出“体贴”“格物”“识察”等理学范畴所具有的兼目的与方法、认知与实践、功利性与超功利性、哲理与审美等特性，在理学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从“观物”范畴出发来考察理学与诗歌关系，当具重要价值。考察百年来学术研究史可见，国内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并没有多少成果。有鉴于此，本文做些探讨，期待高明贤达不吝指正。 一、理学“观物”范畴及其与理学其他范畴的关联 “观物”为宋代理学家邵雍用来构建其理学体系的术语。从文献看，邵雍所讲的“观物”，主要内容有二：“观之以理”“以物观物”。邵雍在《观物内篇》之十二中提及：“夫所以谓之观物者……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接着他又讲：“不以我观物者，以物观物之谓也。既能以物观物，又安有我于其间哉？”侯外庐等认为，这里的“观”，是“无思无为的内心自省的顿悟方法”。这里的“物”，一是客观事物；二是由“太极”“道”等派生的“物”。①其实，此说可作进一步的完善。因为邵雍《击壤集·序》中又提及：“能以物观物，而两不相伤者焉，盖其间情累都忘去尔……其或经道之余，因闲观时，因静照物……是故哀而未尝伤，乐而未尝淫。”②这里，从诗歌功能上看，邵雍以为诗歌是为了“自乐”“乐时”“与万物之自得”而写作。于此，邵雍指出了他写作诗歌的目的，是见性求道。从邵雍诗歌内容上看，涉及山川草木、历史事件、人情交往、道德诉求、社会情感等。可见，邵雍之“观物”的“物”，是实践主体关注的对象。可以说，只要是实践主体指向的对象或者目的，都被邵雍视为“物”。从邵雍的《皇极经世》《观物内篇》等著作来看，邵雍是把“观物”作为其认识“心体”“性体”“道体”“天体”的途径、手段及目的来看待的。可见，“观物”对于邵雍而言，已经具备了贯通于体悟、识察与实践的品格，而不仅仅只是一种态度和认识了。 从语源学来看，邵雍所用的“观物”术语，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其来源之一就是《易》。《易》写道：“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③《易》所强调的是，只有依靠实践主体的德行，《易》之辞、爻、象、意才会成为沟通天人的途径而实现自然界与人生界的会通，如此才能以“象”而尽“意”，明乎变通而察乎精微幽远。显然，《易》之“观象”以“尽意”与邵雍“观之以理”，在其思理上有一致之处。而邵雍“观物”之中的另外一个内容“以物观物”，则来自于《老子》的“以身观身”，《庄子·秋水》中的“以物观物”以及《庄子·齐物论》中的“庄周梦蝶”。《庄子·齐物论》的“庄周梦蝶”，其实就是“物化”境界。这说明，就道家代表人物看来，要认识世界万物，就应该随物而化，亦即按照事物本身来认识事物而不突出实践主体的人为判断。不过，道家经典中的“以身观身”“以物观物”，还只能说是为两宋理学家提供了方法论的启迪，道家代表人物推崇的减弱、消退甚至是取缔社会实践者的认识主体与价值判断主体的地位，当然与宋代理学家所强调的突出实践主体的经验把握和价值判断截然不同。邵雍的“观物”的来源之三，也许借鉴了唐宋佛教典籍中的“观”的用法，但邵雍之“观物”的目的性取向以及内涵却与佛教之“观”并不相同。从佛教而言，唐宋很多佛教典籍中的“观”，基本涵义大都限于修持方法。如《妙法莲华经玄义》卷二提及：“前所明法，岂得异心？但众生法太广，佛法太高，于初学为难，然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者，但自观己心则为易。”④其中，“观”是把握佛法的手段，作为“观”的对象的实践主体的“心”，仍然属于“物”的范畴。显然，佛教典籍基本上把“观”看作是通过修持以明“佛性”的重要方法而不是目的。其基本含义是通过对境、行、想等妄念的阻断而实现见“心”之本性的。可以说，佛教中的观物，只是修持的方法，还没有上升到本体论和目的论的程度，这一点与两宋理学家所用的“观物”是明显不同的。 与邵雍几乎同时，周敦颐提出了“观天地生物气象”这一命题，强调“庭前草不除”以“观天地生生不已”之意。张载则把“观天地”同“己以正”相联系，提出了“以正道观之”以求“穷理”的见解。⑤二程接过了周敦颐等人的“观天地生物气象”命题而又有发展。他们提出了“观圣贤气象”等命题，主张心性存养既要讲实践，也要重视省察存养过程中的外在仪态气度。二程之后，两宋理学家对“观物”进行了多方位的开拓，尹焞开始糅合《易》、周敦颐观点，从静坐养心等角度推崇“观”之前提，强调“正心”“静心”对于“观”之作用。杨时又接过二程“以身反观天地”等话题并作深入展开，强调“天地之心即道，即易之道，即人之心”，天地万物、人心道心等成为一体。黄幹则认为“观天地”是“观其理”，周行己、刘子翚、陆九渊、张栻、吕祖谦、许景衡等人在其著作中，也多处提及“观气象”“观圣人”“观天地生意”或者与“观物”相似的话语，并经常就其本末、体用等义理进行讨论。这些都是“观物”思想在宇宙论或者人性论等方面的展开。⑥总的看来，两宋理学家由邵雍、周敦颐等人提出“观物”或者相近命题之后，经过后代理学家的不断扬弃，“观物”已经成为兼本末、该体用的重要理学范畴，并对理学其他范畴发生了重要影响。下述一些理学范畴，或其本质上与“观物”相近或者相似，或其本身就是“观物”范畴的发展。 “体贴”。程颢曾经说：“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宋元学案》卷一四《明道学案》下)这里的“体贴”，明人欧阳德对此有疏解：“世之揣摩测度、依傍假借为体认，而反害之者多矣。天理是本体，自然流行……学者体认到此，方是动以天……此等学问，非实见得未发之中、道心惟微者，不能及。”⑦显然，欧阳德认为的“体贴”是“体认”意。这里，尤可注意者，欧阳德强调了“体认”之前提须能够“见得未发之中、道心惟微”。对此，明儒湛若水则强调见识须“更有许多火候温养工夫”，他在人问“体贴出来之时，方是寻得入头去处……更有许多火候温养工夫，如何”时，回答说：“虚见与实见不同。随处体认天理，自初学以上皆然，不分先后，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即随处体认之功，连静坐亦在内矣。”显然，按照明儒的理解，“体贴”亦有体验、识察与实践的品格，作为存养方式或者手段而言，与“观物”所起到的作用是相同的。 “格物”。理学的这一概念来自《大学》，而为朱熹所发扬。按照朱熹的解释，“格物”为“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⑧又云：“格者，极致之谓。”可见，朱熹认为“格物”的目的，是对事物“所当然”与“所以然”的了解。朱熹一方面承认人在本质上有天赋的道德存在，又一方面强调，必须通过对事物规律和本质的把握和体认，才能使此一道德原则呈现。显然，“格物”既包括先验的道德认知存在，又强调实践的认识对于彰显道德原则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格物”与“观物”“体贴”等具备相同或者相近的存养功用。 当然，从理学的功夫论而言，与“观物”具备相同或者相近的功用的理学范畴还有不少，如“识察”“尽心”“体验”等。但这些范畴大致是理学存养功夫的范畴，还不具备“观物”所具有的兼目的与践行的特性。因此，从“观物”出发来探讨理学与诗歌之关联，更具有代表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