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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古典小说文本“互动”之“效” 任何有意义的比较都应该建立在一定的“可比性”、“相似性”基础上。一个浅显的道理是，如果两个研究对象南辕北辙，所谓“比较”即失去意义。这就意味着，若要“求异”，必先“求似”。“互文性”理论的可贵之处在于，既重视“存异”，更注重“求同”。 “互文性”理论把“镜照”和“求似”放在较为重要的位置，从而打破了西方长于“求异”的传统。前些年，基于西方注重“求异”的文化传统，文学研究中的“差异研究”一度雄踞学坛，其突出表现是俄国形式主义评论家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以及法国解构主义理论家德里达的“延异性”理论一度充斥于文学批评。⑩即使法国后现代主义及后结构主义者福柯在倡导其“谱系学”时，也特别强调从“熟悉”的过去中看到“陌生”，在被认为“简单”的地方发现“复杂”，在普遍认为“同一”的地方找到“差异”，同样是一种把握“异”的方法。在该理论影响下，前些年中国学界的文学研究也多注重探讨文学文本的“差异”、“特质”、“个性”，乃至极端地把“新人眼目”视为文学创作的无上境界。萨莫瓦约曾提出产生“求同存异”效果的四种方式，即组合(configuranton)、再现(refguration)、歪曲(defiguration)、改头换面(transfiguration)。(11)这启发我们，在中国古典小说文本研究中，既要注重探讨“差异性”、“陌生化”等审美效果，也要特别注意“相似性”、“熟悉化”等审美效果。 按照以往“影响研究”观念，每个作家都会因追求“创新”、“新奇”、“陌生化”，而落入“影响的焦虑”。而按照“互文性”观念，文学发展的历程充满了有机的关联和“互动性”，前人对后人的“影响”与后人对前人的“师承”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阅读行为是一种“瞻前顾后”的行为，充满了“追味性”、“联想性”。能否赢得读者并不纯粹取决于创新含量的多少，而是靠精益求精、熟能生巧。由此可见，在文学创作中，新的经典创造离不开大量“互文性”笔法的运用，只要把握好避免审美疲劳这个“度”就有可能实现后来者居上。就中国古典小说而言，因基于某种共同的历史文化语境而推出大量的相似性模拟单元或语句，乃属司空见惯的“互文性”现象。其中不乏“相似”或“雷同”的“意态结构”批量出现。如，“榜”原指张贴出来的文告或名单，在发布后不仅会起到公告作用，而且令人对“榜上有名”的人物一目了然。明清章回小说多以“榜”式结构收束全文，带有汇总人物的意图。《水浒传》末尾列有梁山泊一百单八条绿林好汉的“忠义榜”；《封神演义》末尾列有三百六十五位“正神”的名单，是为“封神榜”；《儒林外史》末有“幽榜”，尽管有人认为这种“狗尾续貂”并非原作者笔墨，但恰符合当时小说收尾通例，并非全然系画蛇添足；据脂砚斋评《石头记》推断，该书原来是“百十回”，末回有“情榜”；《镜花缘》也列有一张大榜，标明应试科考的一百个女子。如此看来，“‘榜’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一种独特的结构形式，不仅经历了有实无名到名实相符的演化历程，而且经历了从天榜、神榜到幽榜，再到情榜、花榜的发展脉络”。(12)古典小说这一系列之“榜”前后映照、互相发挥，构成得天独厚的“互文性”。可见，带着“求同”或“求似”意识，读者乐于通过阅读联想从似曾相识的小说文本“互文性”中接受文本意义，从而使得前后文本获得在意义增殖上的“双赢”。 在古典小说写作中，作者为什么会如此喋喋不休地进行“重复”叙述？其原因之一便是为了营造“熟悉化”审美特效。过去，我们一味地认为，只有“陌生化”才会给人以美感，岂不知“熟悉化”同样会给人以美感。试看《三国志演义》中那些被毛纶、毛宗岗评定为“相似”、“相映”、“相类”、“亦如”以及“仿佛相似”、“一般意思”、“前后一辙”的段落和文字，我们大致能够体会到其“重复”笔墨的“熟悉化”效果。此外，根据小说评点家的品评，中国古典小说曾形成一种特殊叙事法，叫“板定章法”，也可纳入“重复”理论审视。按照张世君的理解，这种叙事章法其实是“明清小说中一些特有的语言表述形式和描写技巧”。(13)如张竹坡评《金瓶梅》曾指出：“《金瓶》有板定大章法。如金莲有事生气，必用玉楼在旁，百遍皆然，一丝不易，是其章法老处。他如西门至人家饮酒，临出门时，必用一人或一官来拜、留坐，此又是‘生子加官’后数十回大章法。”诸如“潘金莲有事生气，必用玉楼在旁”，“西门至人家饮酒，临出门时，必用一人或一官来拜、留坐”，如此“重复”出现过多次。虽然张竹坡谓之“百遍皆然，一丝不易”，不免言过其实，但是作者每当写到这类事，总是不由自主地运用如此大体统一的笔法，其叙事元素是“重复”性的。对这种“板定章法”，读者并没有望而生厌，其行文自然有可取之处。继承这种慧眼别具的批评观念，脂砚斋在评《红楼梦》中又指出了其中诸多的“板定大章法”。如评小说第四回所使用的节外生枝式的“横云断岭法”叙述时，便径直谓之“板定大章法”；针对第十七回所使用的“然亦无可如何了”一句话，庚辰本有双行夹批曰：“每于此等文后使用此语作结，是板定大章法，亦是此书大旨。”由这些评点可见，在《红楼梦》文本中，这类颠来倒去而屡屡“重复”的行文已成习惯。对此，评点者非但没有感到烦腻，反倒视为一种行文特色予以称赏。 另外，反向“互文性”容易生发“反讽”效果，尤其是许多小说能够在借助“戏仿”(parody)方法打破历史的不可逆和不可重复性的同时，还通过系列“反弹琵琶”式的“互文性”写作，“戏拟”出别样的人生，从而给人以幽默诙谐、啼笑皆非之感。 总之，有了中西合璧的“互文性”理论保驾护航，我们在古典小说研究过程中，除了“求异”或探讨“陌生化”审美效果，还要注重通过发掘“互文性”元素，去领会文本作者的写作策略及其经验，并对“相似性”、“雷同化”、“熟悉化”、“反讽性”等创意特效另眼相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