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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古典小说文本“互渗”之“术” 如果说，“互文性”之“道”主要解答“互文性”赖以发生的“可能性”问题，主要从历史文化视角探寻文学文本与历史文化文本的“跨学科”、“跨文体”关联，那么，“互文性”之“术”则侧重回答“互文性”得以发生的“可行性”问题，主要从“拟”与“犯”等“文法”视角审视文本与文本的经验性、经典性乃至哲理性。 归根结底，“互文性”既是一种文本生成及文法操作机制，又是一种文本阅读及意义阐释机制。它可以通过作者引用、化用、拼贴、模仿、重写、戏拟、改编等一系列“互文性”之“术”来实现，是为“互文性写作”；也可以通过读者的文本相似性阅读联想来实现，是为“互文性阅读”。自然，“互文性研究”建立在“互文性阅读”基础上，主要依托“文本细读”方法进行。就古典小说而言，解析“互文性”之“术”必须坐实在跨越不同文本的“文法”形态上。前些年，我们在热衷于引进“互文性”理论时就看到了它以“跨文本”及同文本上下文关联为特点的长处，也曾简明扼要地将“互文性”形态大致一分为二：同一个文本内部因素之间的“文法”关联、不同文本之间的“文法”关联。前者可称为“内互文性”，常被说成“重复”；后者可称为“外互文性”，即两文本或多文本互涉。在中国文论中，与“外互文性”构成对应的话语主要是“拟而有变”；而与“内互文性”构成对应的话语则主要是“犯中见避”。“互文性”阅读可以让我们温故而知新，睹新而识故。 在理论完善过程中，西方关于“互文性”的运作模式和具体形态进行过无数次探讨，尤其是关于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之“术”探讨较为充分。如英国小说家兼文论家戴维·洛奇曾指出：“用一种文本指涉另一文本的方式多种多样：滑稽模仿、艺术的模仿、附和、暗指、直接引用，平行的结构等等。一些理论家相信，互文性是文学的根本条件，所有的文本都是用其他文本的素材编织而成的，不管作者是否意识到这一点。”③这里从素材编织和结构安排角度指出，文学文本的生成离不开“滑稽模仿、艺术的模仿、附和、暗指、直接引用，平行的结构”等一系列“互文性”之“术”。再如，荷兰学者杜威·佛克马在《后现代主义文本的语义结构和句法结构》中涉及到不少关于“互文性”的句法结构和文本结构，包括累赘、参照(含重复、对早期文本的参照、手稿的涂写法)、交叉(同一文本两个故事的交叉)、循环(现代主义或现实主义间的循环)、加倍(情节、旧词的加倍或写作活动中自我反映性的加倍等)、增殖(结尾或开始的增殖、无结局情节的增殖——迷宫情节、符号系统的乘法等)、排比(文本各部分的互换、文本与社会语境的排比、语义单位如主题和思想的排比、真与假的排比、比喻与原意的排比，等等。④法国学者萨莫瓦约所著《互文性研究》一书不仅转述了热奈特的“互文六法”(即浓缩法、扩充法、应用法、升级法、跨越主题法、跨越动机法)，而且还亲自操刀将“互文性”手法分解为引用、抄袭、戏拟、仿作、合并(粘贴)等类别。⑤由这些细分细解的如数家珍的“互文性”手段可以见出，文艺理论家们每谈谈“互文性”，都特别注重“文法”分析。在明清小说“互文性”研究中，我们一方面要注意将这些“互文性”之“术”与中国本土化的“模拟”、“对写”、“效仿”、“化用”等文法话语对接，互相阐释，另一方面要按照西方“互文性”之“术”话语的含义，对中国古典小说文本中出现的相关“互文性”现象进行重新解读，借以丰富我们本土化的“拟中有变”理论体系。按照西方“互文性”理论家们的观点，“戏拟”之所以备受小说家们青睐，主要原因是它能营造出“反讽”以及喜剧审美效果。对此，古典小说文本应用广泛，而相应的理论阐发却较为匮乏。我们应该取长补短地对这一“互文性”方法进行应用总结。如《金瓶梅》第一回“西门庆热结十兄弟”分明与《三国志演义》第一回“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构成“戏拟”，以小人生计解构了君子理想，透露出浓重的“反讽”意味。 在古典小说不同文本之间，“互文性”之发生情形多种多样，大到章法，小到句法、字法，都可以发生“互文性”。如人们常称王熙凤为“女曹操”，这种“互文性”解读基于《三国志演义》里的“乱世之奸雄”曹操与《红楼梦》中的“脂粉队里的英雄”王熙凤两个人物“奸诈”的性格相似。而二者相似性格又是依托相似文法写出的。对此，脂砚斋在评《石头记》时曾指出：“凡凤姐恼时，偏偏用‘笑’字，是章法。”试看，《三国志演义》写曹操所用笔法，何尝不是如此！可以说，“笑里藏刀”是二者之所以能够构成“互文性”关系的关键要素。另外，古典小说中的“遇难脱险”、“破镜重圆”等批量雷同情节以及“兄弟对称”、“庄谐同台”等众多相似性人物设置，几乎无不可以归属于“互文性”章法。 除了不同文本之间所出现的“拟而有变”之“互文性”，古典小说同一文本内部的上下文之间也往往发生“互文性”。对此，西方文论家们常谓之“重复”。中国传统文论虽然也时而以“重复”目之，但更多情况下则称之为“犯笔”或“犯中求避”。在西方，“重复”理论的权威学者耶鲁学派的希利斯·米勒认为，小说的奇妙之处即在于“重复”，而“重复”又主要由三大类构成：一是文本细微处的重复。如：词语、修辞格等，二是文本中事件或场景的重复。三是文本与其他作品(同一位作家的不同作品或不同作家的不同作品)在主题、动机、人物、事件、场景上的重复。在米勒看来，文本间的“互文性”就是文本的各种重复现象及其复杂的活动方式，小说中的各种重复现象“组成了作品的内在结构，同时还决定了作品与外部因素的多样化关系。”⑥第三种“重复”已超出单个文本的界限，进入到“互文本”的广阔领域中，此姑不论。西方叙事学也把“重复”纳入自己理论体系，称“重复叙述”(iterative narrative)是指“有一定序列的叙述或部分叙述，其间发生了N次的事件，但只讲述了一次”；而“重复性叙述”(repeating narrative)是指“叙述获部分叙述中的时频反复，即某件事只发生一次，但被讲述了N遍”。⑦后来，人们还进而把“重复”的表征分解为意象的重复、人物和情节的重复、氛围的重复、语言的重复和叙事的重复等。在运用这套理论方法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时，我们既要本着“文本细读”的方法探讨某些小说文本中反复出现的似曾相识章法、句法、字法，以体会文本“反复”的审美效果，又要与金圣叹提出而得张竹坡、脂砚斋等人娴熟运用的“犯而不犯”、“特犯不犯”、“犯中求避”理论方法进行有效对接。如金圣叹评《水浒传》对这种“重复”性的“犯笔”非常感兴趣：“劫法场、偷汉、打虎，都是极难题目，直是没有下笔处。他偏不怕，定要写出两篇。”“江州城劫法场一篇，奇绝了；后面却又有大名府劫法场一篇，一发奇绝。潘金莲偷汉一篇，奇绝了；后面却又有潘巧云偷汉一篇，一发奇绝。景阳冈打虎一篇，奇绝了；后面却又有沂水县杀虎一篇，一发奇绝。真正其才如海。”按照金圣叹的说法，以上成双结对的“犯笔”写作的效果是从“奇绝”到“奇绝”。对这种“奇绝”文笔，我们可借助西方“重复”理论以及其他相关“互文性”理论来进一步进行新的解读。 此外，毛纶、毛宗岗父子评点《三国志演义》曾数百次以“仿佛”、“极相仿佛”、“遥遥相对”等评语来提示小说文本中的“互文性”段落或字句。对此，我们也要借助西方“重复”理论进行新的阐释和解读。如《三国志演义》至少有五节文字与《史记》所记“鸿门宴”这一经典叙述模式有效地构成“互文性”⑧：其一是，第二十一回所写“青梅煮酒论英雄”一节。曹操约刘备到后园聊天，以试探其是否具有韬光养晦的心数。当“说破英雄惊破胆”之际，关羽、张飞“手提宝剑”赶来。面对曹操问及来意，关羽声称“特来舞剑，以助一笑”。与《史记》所写项庄舞剑之借口如出一辙。其二是，第三十四回所写“刘备荆州脱险”一节。趁刘备来荆州赴宴之机，蔡瑁设计将其除掉。本来“赵云带剑立于玄德之侧”，但不期被支走。危难之际，幸得席间伊籍提醒刘备逃走，遂有后面惊险的“檀溪跃马”逃生一幕。这节叙事也含有“鸿门宴”剑拔弩张及“带剑”等元素。其三是，第四十五回所写“周瑜欲加害刘备”一节。在初战三江口之前，周瑜不怀好意地请刘备过江会面，并埋伏五十刀斧手准备加害刘备。不料“猛见云长按剑立于玄德背后”，只好打消恶念。其气氛与化险为夷也与“鸿门宴”相仿佛。其四是，第六十一回所写“刘备与刘璋聚会”一节。庞统、法正二人设计趁机杀害刘璋，以便唾手可得西川，便安排魏延“舞剑”择机下手。刘璋的手下大将张任见势头不对，也掣剑起舞，继而双方先后有多人参与舞剑。剑拔弩张之际，刘备带头喝退舞剑者，化干戈为玉帛。读到众人舞剑之情景，既令人想到当年的“鸿门宴”，又见出其与当年一人舞剑的不同。其五是，第六十七回所写“东吴庆功”一节。孙权大将吕蒙、甘宁赢得皖城之战胜利，不料在庆功宴上，“凌统想起甘宁杀父之仇”，借口“筵前无乐”，“忽拔左右所佩之剑”舞了起来。甘宁见苗头不对，赶忙两手取出两枝戟挥动起来。吕蒙见二人各无好意，便“舞起刀牌”，将二人分隔开来。幸得孙权及时赶来，制止了这次火并。以上所述小说所写的五场“鸿门宴”均包含了“酒宴”、“舞剑”以及“剑拔弩张”、“化险为夷”等“互文性”元素。除了与《史记》发生跨文体“互文性”，在《三国志演义》文本内部，五次“鸿门宴”式的叙述本身也形成不同情势的“互文性”。 我们知道，“文法”是“文本”赖以生成的基础，是“互文性”的有力且有机的支撑。因此，相似“文法”的运用是“互文性”之“术”赖以形成的标志。阐释“文法”之“互文性”，自然离不开“文本细读”。说起来，在中外阅读史上，“文本细读”自古有之。而作为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方法，它发端于“语义学”；后经过英美“新批评”学派广泛阐发运用，方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优势是通过细致阅读文本，来发掘其中的奥妙和修辞效果，进而引领读者感受其真意和真趣。在国内，受此理论影响，人们既尝试性地对古典诗歌进行过各种各样的“细读”，也曾关注过诸如金圣叹“细读”《水浒传》等有关品评中国古典小说的经验。而今，依据“互文性”理论，我们既可通过文本之间的比对探寻文本间的关联，又可通过“互文互解”加深对前后文学文本的理解和印象，使得前后文本意蕴分别获得增殖。此种阅读方式足可拯救“文本细读”业已出现的故步自封于文本内部的危机。正如法国学者洛朗·坚尼所言：“互文性的特点在于，它引导我们了解一种新的阅读方式，使得我们不再线形地阅读文本。我们可以将互文的每一处相关参考进行替换：要么把此类地方只看成是并无特别之处的片段，认为它仅仅是构成文本的一个部分而已；要么去找相关的原文。”⑨可见，借助以往“文本细读”这一法宝，探寻各种文本形态的相似性与关联性，是把握“互文性”之“术”的基本路数。 总体说，中国古典小说重视文本生发机制，于是形成“拟而有变”、“犯中求避”两种“互文性”文法。古典小说批评对这两种文法常持有不同态度：贬低“互拟”写作，而夸赞美化“互犯”写作。个中原因，期待进一步探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