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在中西融通的“互文性”理论视野下，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不妨从三个维度展开：其一，从“互文”之“道”维度看，“四大奇书”等经典小说与《史记》《资治通鉴》等经典史书之间，以及《水浒传》与《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小说之间存在“互文性”转换，这种转换基于天道与人道等文化哲学。其二，从“互文”之“术”维度看，古典小说的“互文性”主要通过“拟而有变”与“犯中求避”两种文法实现，前者常发生在古典小说不同文本之间，主要表现为《金瓶梅》《儒林外史》等小说“戏拟”前人小说文本，并营造出“反讽”效果；后者常发生在同一文本内部上下文之间，主要表现为《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常以“重复”笔法取胜，并由此获得意义增殖。其三，从“互文”之“效”维度看，古典小说文本彼此之间在力求“陌生化”、“惊奇化”的同时，也力求“相似性”、“雷同化”、“熟悉化”、“反讽性”等审美特效。总之，从“道”、“术”、“效”三维展开，中国古典小说之“互文性”研究当别开生面。 关 键 词：互文性/文本/道与术/拟与犯/熟悉化/审美效果 基金项目：教育部2012年“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NCET-12-0905)。 作者简介：李桂奎，文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创作情理来看，古今中外各种文学文本大多并非全然出自创作者的向壁虚构，而通常是通过多元化多向度地吸取他人文本而成。对此，前人曾有过不同程度的认知和阐发，提出了“无一字无来处”、“点铁成金”、“脱胎换骨”、“犯中求避”、“以故为新”等说法。近些年，随着西方相关文艺理论的引进，这种久已储备于中国文学批评传统而又蒙尘多年的理论方法被激活而纳入“互文性”视野。当下，对中外“互文性”理论资源择善而从地加以整合、运用，能够更好地破解诸多文学文本关联现象及相关文艺理论问题。就中国古典小说文本关联研究而言，我们不妨从“道”、“术”、“效”三个维度展开。 一 古典小说文本及史书“互生”之“道” 近年来，“互文性”理论借助新历史主义批评的大势，并赶乘文化研究之东风，从着眼于文学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关联放眼到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关联。法国文艺理论家罗兰·巴特晚年曾把“愉悦的道说”和“愉悦的写作”合二为一，撰成《文之悦》一书。这种“文之悦”既体现在文化语境中，又可落实到文本文法上。随后，福柯则采取了尼采式“快乐的科学”戏仿方法，其“谱系学”强调以载歌载舞的狂欢参与历史叙述。再说，新历史主义也把“互文性”当作理论基础，从而成为当代语境下对历史文本重新进行文化阐释和政治解读的阅读诗学。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国人路易斯·A·蒙特洛斯在《文本与历史》中有一句被广为征用的名言：“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此意味着，文学带有历史性，而历史又拥有文学性，二者存在“互文性”；另一代表人物美国人海登·怀特在《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中也认为：“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历史和文本构成生活世界的一个隐喻。文本是历史的文本，也是历时与共时统一的文本。”①就是说，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彼此存在着内在关联。在探索中国古典小说的“互文性”时，我们不妨首先运用新历史主义观念重点从文化文本、历史文本层面探讨其“互文性”之“道”。 相对而言，“互文性”之“道”主要回答文本之间“互文性”得以生发的理据。按照新历史主义的说法，文学文本通常与文化文本尤其是历史文本发生关联。古典小说与“史书”有着不解之缘，二者之间的“互文性”之“道”突出表现在叙述方式与结构规律等方面。其中，明清小说作者多追捧司马迁《史记》文法，使其小说文本与《史记》文本形成各种形态的“互文性”关系，读者对此也大多心知肚明，纷纷把《水浒传》《金瓶梅》等小说比作《史记》。如明末清初金圣叹评《水浒传》有言：“《水浒传》方法即从《史记》出来。”“《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是一篇列传。”清代张竹坡在评《金瓶梅》中说：“《金瓶梅》是一部《史记》。”将小说比作《史记》，着眼于小说与史书叙事写人互通之道。同时，有些小说题名中包含“按鉴”二字，即声明与《资治通鉴》以及《资治通鉴纲目》之间存在着某种“互文性”关系。就开创按照“通鉴”进行历史演义先例的《三国志演义》而言，嘉靖二十七年(1548)建阳叶逢春刊本《三国志史传》，目录页就题有“新刊按鉴汉谱三国志传绘像足本大全目录”字样。后来，许多演义类小说，如《新刊按鉴演义全像大宋中兴岳王传》《京本通俗演义按鉴全汉志传》《按鉴演义帝王御世盘古至唐虞传》等，题名也含“按鉴”二字。②小说如此以“按鉴”为标题，无非是在宣示与史书之间所拥有的“互文性”关系。质而言之，古典小说的各种“拟史迁”和“按鉴”创作自然使其与“史书”发生“互文性”关联。 再说，新历史主义指出，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前景”与“背景”关系，二者始终处于不断的对话和循环之中，各种历史文献记录、政令、法规、报章、庆典仪礼、宗教巫术、民俗活动等非文学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常常形成互补性指涉。据此，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中，我们要注意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被视为对等的“互文性”关系。如唐人所撰修的《晋书》采用《世说新语》文本而入史，这种“忽正典而采小说”的编撰模式在后世却遭遇了聚讼纷纭。至于《三国志演义》这部小说由史书《三国志》推演而来，并形成“演义”这一充满“互文性”意味的文体，乃众所周知。其中的“虚实之辨”、“移花接木”等创作路数同样备受争议。此等问题实际属于史书文本与小说文本的“互文性”，乃天经地义之举，不足为怪。我们尽可去诠释史书与小说两种文本的“互文性”关联，不必停留在纠缠二者“互文性”操作之功过得失上。 天道、世道、人道似乎有一对照运行的规律，即“对行”，亦即传统所谓的“相反相成”原则。两部小说常常在这种文化情理下发生“互文性”。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文”和“武”向来是对行的，这是《儒林外史》与《水浒传》的“互文性”之“道”，且两部小说所展现的又都是“男性的世界”。前者重在写“儒林”之事，后者重在写“武林”之事。从某种意义上讲，吴敬梓就是通过“文人”与“武人”的角色转换而完成其《儒林外史》“互文性写作”的。对其“互文性”，我们宜于通过题材和人物等因素的比照来探究。再如，《红楼梦》与《水浒传》存在着多重“互文性”关系也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其“互文性”之“道”在于，先期成书的《水浒传》重点写了以男性为主的一百单八好汉，末尾列有关于梁山泊绿林好汉的“忠义榜”。而“摄神”于《水浒传》的《红楼梦》则集中写了一百零八裙钗这一班女性，且根据脂砚斋所评《石头记》透露，该书原来是“百十回”，末回有关于各位女子的“情榜”。可见，二者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是建立在传统“阴阳”之道及性别意识基础之上的，性别转换是实现二者“互文性”的关键。 推而广之，若要破解相同写作模式尤其是相类故事情节、相类文本意趣的“互文性”之“道”，最便捷的途径就是关注各种文本所面向的大致相同的文化观念以及大致相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与此同时，某些相同的思维结构、文化符号也会生发出诸多带有“互文性”色彩的经典叙述模式，这在中国古典小说文本中同样不胜枚举。如屡屡出现的“三顾茅庐”、“三气周公瑾”、“三打祝家庄”、“三调芭蕉扇”等“三复”叙述结构模式等等。总之，根据新历史主义以及文化结构理论，古典小说文本与历史文本以及文化结构经常发生跨界“互文性”，这种“互文性”之道呼应天地人文，不愧为“天造地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