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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喀尔喀蒙译本《水浒传》，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喀尔喀蒙译本《水浒传》原藏于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图书馆，后转藏于蒙古国国家图书馆。据译本卷末题记，该译本完成于清宣统元年仲夏月。蒙古国学者额·图门吉日嘎拉和中国学者扎拉嘎，通过比较研究发现，二者均认为该译本是对原著进行大幅度删节和改写而成的译本。扎拉嘎认为： 《水浒传》在清代被翻译为蒙文时，确实存在着地域性的差异。“内蒙古译本”的译者，生活在蒙汉杂居环境下，受汉族文化影响较深，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对原著有删节却较少改写，并且在一些特殊语汇方面也较多采用音译。“喀尔喀译本”的译者，生活在受汉文影响相对较浅的环境中，对原著中人物性格的文化内涵，作品所描写的一些具体情节的合理性，还缺乏更具体的理解和认同。所以在翻译过程中对原著改写较多，遇到一些特殊的语汇也较少采用音译。两相比较，可以说“内蒙古译本”更接近原著，相对符合于翻译的基本准则，“喀尔喀译本”则相对远离原著，却又包含更多再创作的因素。(25) 扎拉嘎不仅较准确地评析了喀尔喀蒙译本《水浒传》的特色，其结论也在一定程度上概括出译于喀尔喀地区的明清小说蒙译本的普遍特点。据笔者初步研究，《西游记》《封神演义》《今古奇观》等小说的喀尔喀译本同样具有上述特点。由于篇幅所限，兹不赘举。这些译本的搜集和研究，不仅对研究内外蒙古各自的文化个性和文学传统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为研究蒙汉两民族在文学、文化方面的相互联系与区别，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献。 清代，汉文小说，主要是明清章回体小说被大量译成蒙古文，并通过各种媒介在蒙古地区广泛流传，在清代蒙汉文学关系史上，是一件有深远影响的事情。无论是从漠南蒙古地区远传到喀尔喀的译本，还是书成于喀尔喀的译本，对全面、科学地总结清代明清小说蒙译活动，考察蒙古文学接受汉族文学影响的内在规律，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若论及明清小说蒙译本的文学交流史意义，它对满、蒙文学和汉、满文学关系史研究的学术意义也是值得一提的。据目前存世文献表明，蒙古族是从满文译本转译明清小说最多的民族。就笔者目前所知，有《三国志演义》《金瓶梅》《锺无艳》《北宋演义》《三国因》《聊斋志异》等多种。满文是借用蒙古文字母创制的，这对蒙古文人学习满文、操用满文提供了便利条件，也是多部小说在清代通过满文译本译介到蒙古地区的主要原因。蒙古国所藏一些译本就极具代表性。 例如，国内外广泛流传的二百四十则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蒙译本，国内外学者曾屡屡推断其为译自满文的转译本，但由于国内所藏译本中始终未发现能作为力证的满文文本实物或文献记载，便使这一推断一直未能成为学界的定论。2010年，笔者在蒙古国访书之际，在国立图书馆发现了二百四十则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蒙译本的一册孤本和残叶，这使二百四十则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从头到尾转译自满文译本的事实最终得以证实。即索书号为7960/96和5385/96的两册抄本卷末均题“顺治七年正月十七日谨奏”。据满文《三国演义》刻本等相关文献记载，“顺治七年正月十七日”恰是内弘文院大学士祁充格等译者奉旨译竣《三国志通俗演义》后禀奏翻译告成之日。今存以奏代序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满文刻本和抄本序言，足以印证这一事实。由此可知，二百四十则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蒙译本所依底本为顺治年间译成的满文《三国演义》，已毋庸置疑。又如策·达木丁苏伦博物馆所藏《锺无艳》(又名《齐国皇后锺无艳传》)蒙译本，该译本抄成于1868年，卷末题明此书是由喀尔喀蒙古扎萨克图汗和硕亲王转译自崇德年间翻译的满文译本。蒙古国所藏《金瓶梅》蒙译本中有一本题达瓦·依达姆等在博格达汗哲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授意下，于康熙四十七年译自满文译本(26)。国立图书馆所藏《聊斋志异》蒙译本译序称，此译本是道光二十八年根据满译本译成(27)。蒙古国所藏《北宋演义》蒙译本也是译自满文译本。这些译本，是汉满蒙族文学交流的结晶，它在汉满文学关系、满蒙文学关系研究中的重要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首先，对明清小说满文译本的版本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据考证，二百四十回本《三国演义》蒙译本转译自顺治年间译成的满文译本的最初誊录本，即满文内府刻本的底本。但目前顺治年间翻译的满文抄本存世已很稀少，据相关目录，国内仅故宫博物院和民族图书馆各藏一部。再如，《锺无艳》满文译本已佚失，通过蒙古文译本，可探究已失传的满文底本的原貌及其流传轨迹。 其次，值得一提的是，与直接译自汉文原著的蒙译本不同的是，这些译本几乎都严格忠实于满文底本，译文中几乎不出现像译自汉文原著的译本所出现的对原著的创造性编译、增删和改写的文字。转译自满文译本的明清小说蒙译本是满蒙文学交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集中反映了满族和蒙古族语言文字、文学文化的渊源关系。通过这些译本的研究，可探究满蒙族各自的文学和文化传统、相互联系与影响。 再次，能够为汉满文学交流研究提供宝贵的资料。清初，由于满语被尊为“国语”，满文便成了沟通中外文化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满文作为一种媒介，将汉族许多文学作品介绍到国外和国内兄弟民族中去，极大地推动了汉族文学在国外和国内兄弟民族中的传播。据相关文献记载，除蒙古族外，锡伯族、藏族、朝鲜族等民族都有译自满文的中国古代小说译本。明清小说满文译本影响范围不限于国内少数民族和亚洲地区，甚至还影响到了欧洲。如，《三国志演义》第一个欧洲语言译本主要是以满文译本为底本的(28)。据朱星介绍，英文节译本《金瓶梅》是从德译本转译的，译者微利是英国著名的满文专家。他曾用满文译本校订英译本，而德译本也极有可能是从满文译出的(29)。 因此，蒙古国所藏四十余种小说，无论是直接译自汉文的译本抑或是转译自满文的译本，在清代汉、满、蒙古族文学交流史研究中的史料价值均值得肯定，是清代民族文学关系史研究的重要文献依据。 明清小说是中国文学的精粹之一，它凝聚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其蒙译本既是蒙古文学园地里的一枚奇葩，更是中国文学宝库里独放异彩、弥足珍贵的宝贵遗产。民族之间的文学与文化的交流，是促进历史发展的进步力量。保护、整理和研究蒙古国收藏明清小说蒙古文古旧译本，不仅对全面评价汉族文学的历史影响，弘扬中华文化具有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而且对客观评价兄弟民族对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贡献、科学地总结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