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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蒙古国所藏明清小说蒙译本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的价值 关于作品传承的研究历来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21世纪古代小说研究领域的热门课题。目前，以中国古代小说域外传播研究最为繁荣。英国、日本、朝鲜、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仅据今存蒙古国小说译本的量、类、形制和传播途径就可推知，蒙古国不仅是明清小说蒙译本的重要收藏地，而且是朝野流传颇为普遍的国家。 据策·达木丁苏伦博物馆所藏《施公案》蒙译抄本题记，该抄本是1984年东方省巴音乌兰苏木一个叫拉玛扎布的人赠与才得以收藏的。蒙古国社会科学院色·朝伦收藏的毛评本《三国演义》蒙译本是从乌兰巴托市一处旧书摊购得的。 除了翻译文本传播外，明清小说在蒙古国的口头传播也较为普遍。据俄国学者李福清介绍，他曾在蒙古国曼德勒戈壁县作田野调查，记录并转写过当地胡仁乌力格尔(11)艺人说唱的《三国志演义》中的“关羽义释曹操”和《封神演义》中的“哪吒出生”片段。(12)蒙古国学者达·策仁索德纳穆《汉族书面文学在蒙古地区的口头传播》一文，也介绍了他本人于1963年搜集出版的蒙古国东喀尔喀(13)地区广泛流传的《锺国母》的胡仁乌力格尔。达·策仁索德纳穆还在该文中提及明清小说在蒙古国以民间故事(蒙古语评书)形式流传的情况： 在此，再简单讲一下，也有从说唱本森乌力格尔的民间艺人那里辗转接受(故事)的普通故事家，减去其音乐、曲调部分而直接用一般的民间故事形式讲述的现象。以这种途径流传的故事，当然不能完全保留本森乌力格尔独有特征。例如，苏和巴特尔省阿斯哈图苏木公社名为诺木图·亿达睦的老人讲过初唐时期的“Cing Cing Hou”、“Er Ju Tvng”等故事。诸如此类，汉族历史和典故，以民间故事形式在蒙古族民间文学中传播的比较多。因此，汉族古代小说以本森乌力格尔和民间故事两种形式传播的同时，不断丰富了蒙古族民间文学和书面文学。(14) 蒙古国学者常以“本森乌力格尔”(15)指称“胡仁乌力格尔”，“本森乌力格尔”实际就是“胡仁乌力格尔”。 短篇小说集《今古奇观》，在蒙古国有哈斯宝蒙译本和喀尔喀的蒙译本同时流传，这些译本还被改编成戏剧在蒙古国广泛演出传播。1959年，蒙古国社会科学院仁钦教授在蒙古国出版的《今古奇观》序中介绍： ……语言文学所出版的此部丛书之第十一、十二卷《今古奇观》，曾数次从汉文译成蒙古文，这不仅证实了蒙古族读者非常喜好它，而且也充分显示出蒙古语言之奇妙性和丰富性。这些故事的译本，还曾由书面流传到口头文学领域，成为蒙古族说书艺人在敷演修润后说唱的底本。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还曾被改编成戏剧在乌里雅苏台，阿拉腾宝力高和首都库伦等地剧场演出。这里所载各故事的底本，曾藏于咱雅格根罗布桑法仍莱的图书馆，如今则藏于蒙古国国立图书馆。(16) 在该《序》中，仁钦教授不仅对蒙古国所藏《今古奇观》蒙译本的语言风格及其在蒙古国读者中的影响做出高度评价，而且对蒙文版《今古奇观》在蒙古国传抄本、印刷本、小说文本、说唱文本和戏剧文本的传播历史也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西游记》在蒙古国的流传颇为普遍，《西游记》蒙译本、有关《西游记》的戏剧的传播流布都较为广泛。蒙古国学者额·图门吉日嘎拉的《西游记蒙古文翻译》一文，对《西游记》在蒙古国的传播情况作了较具体的介绍： 《西游记》在蒙古国曾以口头和书面形式流传。正如本森乌力格尔在我区(蒙古国)口头形式传播，该作品在口头传播过程中选择了戏剧形式。发布于蒙古国十二年三月十二日(一九二二年五月八日)“乌日雅”报上的题为《关于青年戏剧》的一文，报道了《西游记》在首都库伦地区演出的情况。“此春，青年会成员宝音讷木呼、纳森巴图、阿木古楞等人用蒙古语表演了戏剧。……表演的是唐朝唐僧取经故事”。在戈壁莫日根王旗(东戈壁)也曾演出过关于唐僧喇嘛的戏剧。另外，在扎布汗省的乌里雅苏台、奥布苏省汗呼辉地区(今温都尔杭盖苏木)也曾表演过有关唐僧取经戏剧。据此，其它地区也有可能演出过。(17) 无论是获赠于乡野牧民或访购于坊巷书摊的蒙译本，还是被改编成胡仁乌力格尔、民间故事和戏剧的文本，都充分说明了明清小说在蒙古国广泛流传的史实。然而，与此传播实际情况相比，明清小说在蒙古国的传播研究却基本处于空白阶段。或许这正是中国古代小说域外传播研究中的一大缺憾。全面发掘、整理和系统研究蒙古国所藏明清小说蒙古文诸译本，踪寻其在蒙古地区传播的轨迹及对蒙古国文学的影响，不仅能拓展明清小说传播区域，而且对其在毗邻国传播史的研究也能提供重要资料。 真正学术意义上的蒙古族文艺学理论史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学界对哈斯宝《红楼梦》批评的挖掘和研究。紧随其后，阿日那对《西游记》蒙译本的评点、特睦格图对毛评《三国演义》蒙译本的评点也陆续得到蒙古族文学理论界的关注和发掘。以往的蒙古族文学理论著作都曾频频选载和研究这些史料，并将其作为蒙古族小说批评乃至文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珍视。蒙古族学者、文人对中国古代小说的跨文化批评是中国古代小说批评领域颇具特色的组成部分。其中，《红楼梦》评点派代表人物之一的蒙古族文学家、文学批评家哈斯宝的《红楼梦》批评占有重要地位。哈斯宝阅读和翻译了大量明清小说，吸纳了金圣叹、张新之、张竹坡、王希廉等人评点《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的观点和方法，对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红楼梦》进行了精辟的评论。他既注重艺术分析，又富于思想批评的“《红楼梦》评点”，是通过其翻译巨著《新译红楼梦》的序、读法、总录以及四十节回批中完成的。哈斯宝对另一部古典小说集《今古奇观》的独到批评，也是他翻译《今古奇观》时，在增补的《序》中撰成的。清代，在翻译的基础上，对古代小说进行批评，哈斯宝并非孤例。若搜读清代明清小说诸蒙译本，不难发现其他很多类似的例子。 蒙古国国家图书馆藏喀尔喀毛评《三国演义》蒙译本可谓一典型个案。据蒙古国学者巴·通拉嘎介绍，毛评本《三国演义》，由喀尔喀大库伦学塾教官达瓦封博格达汗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圣旨于宣统三年译成。(18)该蒙译本今藏蒙古国国家图书馆，书名为《四大奇书第一种》(19)。笔者在乌兰巴托地区又发现四种形制的与蒙古文《四大奇书第一种》同出一源的手抄译本。该译本附一篇评介《三国演义》的译序，译者通过对原著夹批、总批的创造性编译和敷演，将自己独特的文艺批评思想巧妙地融入译本当中。 蒙译之缘由，《三国志》(20)之一史者，乃是自古流传下来的《四大奇书》之第一种。本书由国家鸿儒陈寿所撰就。文字刚健，意蕴深邃，所叙均属真实史事，未经润色修改。只是汉字多有音同而义异、迥然不同，特别是史事中的人名、地名、关隘名等，逐一蒙译，要为难事。循音音译，则难辩字义。故雅好《三国志》的诸尊者，须就朝代及郡县名称加以注明。倘或妄为鱼鲁，遂生曲解，难能领略志书之深意，或致归之撰书者的舛误，故特在卷端先行识之。窃思文字之涵义深若大海，虽循原词句勉力译之，谬误亦或弘多。倘蒙博雅君子出于仁爱，予以斧正，且不以舛误指摘相讥，则实属吾辈好学之人的幸事。 作为一名远居异域的蒙古族文人，译者对《三国演义》语言文字、题材内容的客观评价以及所提出的翻译方法和读法等，确实不乏精辟之处，这一点应值得肯定。喀尔喀译本《三国演义》更重要的小说批评价值在于，对原著批语的再创作性翻译。经与汉文原著(21)和漠南卓索图盟喀喇沁旗人特睦格图等于民国十七年所译毛评本译本参照比对，可知该译本与只保留原著回前总评的特睦格图译本有很大不同。喀尔喀译本不仅保留了原著所有总批，且对原著夹批的创造性的编译更是耐人寻味。为便于了解，兹以原著第一、五、九回为个案，简要说明喀尔喀译本对原著批语的创造性翻译。第一回，汉文原著有84条夹批，特睦格图译本删去了所有夹批，喀尔喀译本《四大奇书第一种》则译出了67条夹批。第五回，汉文原著有60条夹批，特睦格图译本删去了所有夹批，喀尔喀译本《四大奇书第一种》则译出了33条夹批。第九回，汉文原著有82条夹批，特睦格图译本删去了所有夹批，喀尔喀译本《四大奇书第一种》则译出了62条夹批。 经汉文原著与喀尔喀译本夹批的一一比对得知，喀尔喀译本的夹批中除译者特意插增的极少数新夹批外，其余所有夹批的位置与汉文原著一一对应。但若进一步对照阅读对应批语文字，我们会发现喀尔喀译本夹批中与原著之对应夹批大异者不在少数。关于此问题，拙文《毛评本〈三国演义〉蒙古文诸译本汇论》中已有较充分地论述。(22)兹复举第九回中的数例，简要说明上述问题。 差异一，喀尔喀译本在原夹批中增补了主观评价色彩鲜明的语句。如，原著批为“说破李儒尤妙。不特间吕布，并间李儒。”喀尔喀译本《四大奇书第一种》对应夹批为“不仅巧妙地看破李儒之谋，而且离间吕布的同时也挑拨了李儒，此人多厉害呀。”再如，原著批为“凤仪亭战功将从今日奏凯矣。”喀尔喀译本《四大奇书第一种》对应夹批为“凤仪亭之较量已到凯旋归来的时候了，大喜！大喜！”再如，原著批为“‘千里草’，乃‘董’字；‘十日上’，乃‘卓’字；‘不生’者，言死也。”喀尔喀译本《四大奇书第一种》对应夹批为“‘千里草’者乃‘董卓’之‘董’姓，‘十日上’者乃‘董卓’之‘卓’字；已明显兆示‘董卓要死’，自己仍不省得，何等愚蠢呀。”再如，原著批为“贼徒身分，正堪为董卓之婿。”喀尔喀译本对应夹批为“是个贼徒作为的人。真不愧是董卓之婿，真可笑！” 差异二，喀尔喀译本在原夹批中加入极富情感色彩的提醒、告诫和劝谕之词，衷告读者引以为鉴。如，原著批为“此等巧言，溺爱者每为所惑。”喀尔喀译本对应夹批为“此等巧言蜜语，好色者多有所惑，请慎重！”再如，原著批为“亦以死动人。今日妇人放刁，每以要死恐吓其夫，是学貂蝉而误者也。”喀尔喀译本对应夹批为“也以死惧董卓，今日之悍妇如果这样以死吓唬丈夫的话，可能有危险，谨慎！”再如，原著批为“只三字，如闻其声。”喀尔喀译本对应夹批为“这几个词是宠妻者常说的口头套语，切记！” 差异三，喀尔喀译本为了向远离中原地区的蒙古国读者更通俗、详尽地传达原文之意，编译夹批时将所涉及的人物、事件置于原著全文背景下展开分析和论述。如，原批语仅是为“明明是‘吕布’二字”七字，喀尔喀译本的对应夹批却被敷演成了比较长的一段批语。即“这显然是‘吕布’的标志，因为叠放汉子的两个‘口’字，乃成‘吕’字；‘布’字则有指“yoraG”的‘布’字，结合二者不是‘吕布’吗？对如此愚蠢的人发出这么多的兆示简直成了‘对驴弹琴’，徒劳！”译者结合蒙古语语义，在详细解释原批语内容的同时，通过巧妙比喻，表达了对董卓既凶狠残暴又愚昧无知的极度厌恶。又如，原批语仅“一派贼徒”四字，表达较为含蓄，而喀尔喀译本对应夹批却为“牛辅之信服人，见珠宝眼红而将其首献其敌。信服这种人，看来也和董卓没什么区别，这一派人怎么都这样愚昧呢。其中只有李儒略有不同。”译者结合原著相关人物，在进行具体论述的同时，也融入了译者对“此一派人物”的尖锐的评价。 另外，汉文原著第九回中的一段话“人报李儒家奴已将李儒绑缚来献。王允命缚赴市曹斩之。”之后，本无任何批语，喀尔喀译本却在相应位置补入了一条夹批。即“为何不使用刚才的计略保命？量其觉察不到自己会走至这一步，还算什么有谋之人？”，纯属译者特意插入的评语。译本的其他章回里，此类实例比比皆是，兹不赘举。就这方面而言，确是国内所藏仅有回前批语的特睦格图译本所不及的。 蒙古国今存明清小说蒙译本中，除了喀尔喀毛评本《三国演义》译本，通过对明清小说序、跋、读法、批语乃至论赞诗进行创造性翻译，对原著进行点评的作品还有很多。仅浏览一九六○年在乌兰巴托出版的《国立图书馆所藏手抄文学作品目录》，就可看到不少明清小说译本的译序、译跋、题记等内容。其中《东汉演义》《封神演义》《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包公案》《锺无艳》《大唐演义》《济公传》《聊斋志异》等小说译本尤其值得关注。系统地挖掘国内外今存明清小说译本，深入整理和译介其中的小说评点和批评，不仅对蒙古族文学理论研究大有裨益，而且对中国古代小说批评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些极具民族特色的评点和批评，作为古代小说跨民族批评的文献资料，对比较诗学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