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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蒙古国所藏明清小说蒙译本在蒙古族文学、民族文学关系史研究中的价值 (一)蒙古族文学史料价值 元代以降，蒙古族对汉文学的翻译不仅时间绵长，规模亦颇为宏大。不独译介的体裁多样，作品数量多，成果也蔚为大观。凡儒家经籍、诗词、小说、说唱曲艺等均有大量的译本问世。然而，与此文学翻译盛况相比，对这些译作的研究却极为少见。这些蒙译作品在蒙古族文学史及翻译史上应占有的地位，至今也未得以准确认定。从事蒙古族文学史研究的乌日斯嘎拉教授对国内外公开出版的十一部蒙古族文学史著进行了综合考察，提出了值得学界反思的几个问题： 蒙古国的古代文学史特别注重翻译文学，并将其放在蒙古文学的整体格局中加以考察，视翻译文学为蒙古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古国文学史把翻译文学研究的重点放在印藏文学的翻译上，对汉文学的翻译只是涉及少数作品，且非常简略；国内出版的蒙古族文学史著作普遍忽视对翻译文学的研究。即使提及翻译文学，也只涉猎少数印藏文学翻译作品，并不关注汉文学的翻译，更没有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对古代汉文学的翻译仍没有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23) 蒙古族汉文学翻译遭受如此冷落，究其主要原因，不外乎两点：其一，蒙古族文学史研究中对翻译文学的文学史地位的忽略；二，学界缺乏对蒙古族古代翻译文学史料进行全面系统的挖掘和研究。笔者认为，后者尤为重要。文学史研究的发展当以文学史料的不断发掘及研究为其前提。若彰显蒙古族汉文学译作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就必须全方位挖掘整理国内外今存的翻译文学史料。综观蒙古族汉文学翻译史，其中十九世纪的汉族古代文学翻译当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而且明清章回体小说翻译最为繁荣，因此也最应受到重视。从目前情况来看，国内外存世的明清小说蒙译本是蒙古族古代汉文学翻译史料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对清代明清小说蒙译本的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研究，理应是蒙古族文学史史料建设中不可回避的课题。唯有全方位、系统整理国内外今存的明清小说蒙译文献，才能科学地掌握明清小说蒙译作品的种类、数量以及翻译途径，进而准确地勾画出清代汉文小说蒙译的历史脉络。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客观、全面地再现清代汉文学翻译的本来面貌，而全面客观地再现清代汉文学蒙译的全貌，才能确立汉族古代文学译作在蒙古族翻译文学史及蒙古文学史中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蒙古国今存明清小说古旧译本的挖掘和整理工作就显得更为重要。其重要性不仅要在庋藏量上得到体现，其史料价值也应得到彰显。蒙古国所藏译本不仅一些译本的复本收藏量多于我国所藏的同类译本，更重要的是有些译本属于国内所阙如的孤本和珍本。 首先，蒙古国有的译本庋藏量几乎等同于国内庋藏量，如，《大唐演义》国内目录仅见77册，蒙古国今藏72册。其次，有些译本之收藏量比国内收藏量还多。如，《北宋演义》国内目录仅见1册，蒙古国藏13册；《金瓶梅》国内目录仅见1册，蒙古国藏有112册；《三国志演义》国内目录仅见247册，蒙古国藏有270册；《施公案》国内目录仅见196册，蒙古国官私共藏310册；《济公传》国内目录共见426册，蒙古国官私藏758册。再次，有些译本属于国内所阙如的孤本和珍本。如，毛评本《三国演义》蒙译本，国内只流传民国十七年北京蒙文书社翻译并铅印刊行的特睦格图译本，但蒙古国不仅藏有上述特睦格图译本，还藏有与特睦格图译本迥异的毛评的两种译本和宣统年间译于鄂尔多斯地区的韵文体编译本。另外，还有《锋剑春秋》《英烈传》国内目录不见著录，蒙古国各藏有1册；《平山冷燕》国内目录不见，蒙古国藏有3册；《合影楼》国内目录不见，蒙古国国立图书馆藏有梵夹装抄本一卷；《混元盒五毒全传》(《张天师收妖传》)国内目录不见，蒙古国藏有14册；《包公案》国内目录不见，蒙古国藏有经卷式蒙古文译本一卷，册叶式译本24册。除了上述作品，《五美缘》《戏海棠》等作品也属国内所阙如，由于篇幅所限，兹不赘述。全面搜集、整理和研究这一批珍贵的文献，对促进蒙古族翻译文学史学科建设，对将包括蒙古国文学史在内的整个蒙古族文学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会起到重要作用。 (二)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史料价值 明清小说的蒙译本是清代蒙古文学景观中的一大亮点，它的产生及传播流布，对蒙古族传统文学产生了深刻、普遍的影响。这些译本不仅对蒙古族传统的胡仁乌力格尔、民歌、好来宝、戏剧的内容和题材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为蒙古族“新故事本子”、蒙古族长篇小说的诞生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随着清代蒙汉文化关系的日见密切，明清小说蒙译本以抄本和版刻形式在蒙古地区广泛流传，同时也作为蒙古族说唱文学的题材，被蒙古族民间艺人广泛传唱。据目前统计，自清代以来，以胡仁乌力格尔形式在蒙古地区流传的明清小说竟达八十余部。与国内外今存明清小说蒙译本目录比对可知，这些篇目几乎也都曾产生蒙译本。这些说唱文本长短不一，短的数小时(24)，长的数十小时甚至百十来小时的长篇文本也为数不少。其中，以描写内地战争故事的讲史演义类作品居多，有些作品还被不同的民间艺人反复说唱。这一文艺现象，使蒙古族传统的“胡仁乌力格尔”的题材产生了巨大变化。以说唱蒙古历史故事为主的传统“胡仁乌力格尔”，逐步蜕变成以说唱汉族历史故事的“本森乌力格尔”，在蒙古文学史上，甚至曾以“本森乌力格尔”指称“胡仁乌力格尔”。明清小说蒙译本在蒙古地区被大量译介及本森乌力格尔的广泛流传，还对蒙古族民歌、好来宝和戏剧等口头文学的题材产生了广泛影响。例如，在蒙古民歌和好来宝里，以《三国志演义》《西游记》《封神演义》以及其他汉族讲史演义类小说为题材，或以其人物故事为题材的民歌和好来宝层出不穷。根据明清小说蒙译本改编的蒙古语戏剧在内外蒙古地区也广为流传。必须指出，被改编成本森乌力格尔、蒙古民歌、好来宝、戏剧的明清小说文本中，同时也渗透着蒙古族人民对中原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独特的认知和评价。 从基于本民族文化个性、创造性翻译其他民族文学作品，到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模仿其他民族文学作品进行独创，是民族文学发展史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是某一民族文学新文体产生时的自身的运行过程和普遍规律。在清代，随着明清小说蒙译本和本森乌力格尔在蒙古地区的广泛传播，一些蒙古族学者、文人在大量阅读和翻译明清汉族小说的过程中，不仅对汉族历史典故产生了浓厚兴趣，同时也对明清长篇章回体小说的创作方法有了深入了解和逐步掌握。这一文学题材和创作经验的积累，不断刺激着蒙古族学者、文人用母语描述汉族历史典故的欲望的萌动，在这种创作欲望的驱使下，他们用蒙古语创作出了蒙古族史诗传统和汉族演义小说完美结合的独特的书面文学体裁“新故事本子”。其中流传下来的代表性作品有描写唐朝历史故事的《苦喜传》《全家福》《尚尧传》《契僻传》《羌胡传》和《平北传》，讲述宋朝杨家将故事的《紫金镯》、续写汉族《粉妆楼》故事的《寒风传》、续写《红楼梦》的《梦红楼梦》等等。这些都是蒙古族广大读者非常喜爱的文学作品。不仅在民间被广泛传抄，而且作为胡仁乌力格尔的题材也被普遍说唱。这些作品虽以汉族历史典故为题材，具有从翻译文学到独创文学过度的性质，但在蒙古族文学发展史和蒙汉文学关系史上的地位均不容小觑。 在十九世纪之前，蒙古族已经历了近六百年的民间文学和书面文学并驾齐驱发展的历史，蒙古族文学史上崇尚“英勇”和“力量”的民间口头文学作品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盛行于十九世纪的明清小说蒙译本、“新故事本子”、本森乌力格尔的广为流传，部分地改变了清代蒙古族的文学崇尚理念，书面文学和本森乌力格尔成为蒙古族文学崇尚理念的主流。这一主流，使蒙古文人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新的语境，为蒙古题材的长篇小说的诞生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在如此主客观条件下，蒙古族作家、文学理论家尹湛纳希积极吸收、借鉴汉族长篇章回体小说的创作经验，率先创作出了蒙古族文学史上的第一批取材于蒙古族现实生活和蒙古族历史的小说，开创了蒙古族长篇小说的先河。如，在《红楼梦》影响下创作的《红云泪》《一层楼》《泣红亭》，在《三国志演义》影响下创作的《青史演义》等著名小说就属于这类作品。自此，蒙古族书面文学不仅占据了蒙古文学史上的主体地位，而且这些作品将内地汉族文学界的进步思想和文学主张引入蒙古地区，极大地推动了蒙汉文学和文化交流的发展。 上述现象表明，清代汉文小说的蒙译活动是清代蒙汉文学关系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其中蒙古国所藏明清小说蒙译本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对此应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加以考察： 首先，蒙古国所藏四十余部小说的二千四百余册译本，不仅在庋藏量上占据着今存明清小说蒙译本的大部分，更重要的是，其中有些译本译于清代漠南蒙古地区，是通过内外蒙古文化交流，远传到蒙古国的。这些译本有的在国内已佚失或极少流传。蒙古国国立图书馆所藏索书号为2476/96，书名为《〈三国演义〉故事概要一册》的韵文体编译本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这是国内外至今发现的孤本。据该译本卷末题记，该本为大清朝宣统二年庚戌仲夏，伊克昭盟鄂尔多斯右翼中旗扎萨克贝勒府的文人曹纳木拉希根据汉文原著编译。该编译本不仅对鄂尔多斯文人曹纳木拉希研究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更重要的是为《三国志演义》在蒙古地区的传播研究也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再如，完成于清代漠南蒙古地区的《锋剑春秋》《英烈传》《平山冷燕》《合影楼》《混元盒五毒全传》(《张天师收妖传》)《包公案》等小说蒙译本，在国内已失传，但上述小说在蒙古国均有不同量的收藏。任何一项学术研究都应该也必须强调文献的可靠性、全面性和丰富性。若要系统地梳理清代明清小说蒙译活动，就必须全面挖掘、搜集国内外今存的明清小说所有蒙译本。通过对其种类、数量、规模和范围进行全面、细微的实证研究，才能够科学地总结出清代蒙古族在接受、译介明清小说过程中的选择和过滤。蒙古国所藏明清小说古旧译本，无论在文献的庋藏量上，还是在版本价值上，对清代蒙汉文学关系研究均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其次，喀尔喀蒙古的库伦(今乌兰巴托)及周边，是清代汉文小说蒙译活动高峰时期的两个核心(另一个为外藩蒙古卓索图盟)地区之一。在蒙古国今存明清小说蒙译本中，成书于喀尔喀地区的居多。身为清代喀尔喀蒙古地区政教首领的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对明清小说情有独钟，不仅收藏过诸多明清小说蒙译本，还曾组织汉、蒙、满文兼通的学者、文人翻译多部小说。清代漠南蒙古和喀尔喀蒙古，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加之由于受汉族文化影响程度的不同，喀尔喀的蒙译本和漠南的蒙译本在翻译主旨上存在着显著差异。较之漠南蒙古的译本，喀尔喀译本的译文多见出自译者创作冲动时对原著的增删、编译和改写。这些译本，较之漠南蒙古的译本更能够显示明清小说在蒙古地区传播过程中发生的文字转换和文化过滤，更能够反映蒙古族文学接受和消化汉族文学影响的过程和认知。 例如，比较喀尔喀译本蒙古文《四大奇书第一种》和漠南卓索图盟喀喇沁旗人特睦格图等所译毛评《三国演义》蒙译本之间的区别，就能够很好地说明这一问题。作为一种曾流传于喀尔喀地区的译本，与国内广泛流传的特睦格图译本相比，不仅分卷形式、版式特点和对批语的处理方式不同，而且正文内容的翻译策略也存在差异。其中颇为明显的有以下两点： 其一，翻译策略不同。两者翻译策略的差异在对原著诗词韵文的处理方法和散叙部分的翻译方法上有明显体现。特睦格图译本每回只译出与故事情节直接有关的诗词、对联、回末词等，大刀阔斧地削去占原著诗词相当比例的论赞诗。喀尔喀译本不仅译出了原著所有韵文，而且通过编译还增补了为数不少的表达译者主观见解和评价的新论赞诗。例如，汉文原著第九回有一首四行七言律诗：“司徒妙算托红裙，不用干戈不用兵。三战虎牢徒费力，凯歌却奏凤仪亭。”此诗着重赞扬了王允巧施连环计，除掉董卓，为国除害的丰功伟绩。喀尔喀译本的译者却用编译手段，将此诗翻译成了三首蒙古文四行格律诗，更加强烈地表达了对司徒王允竭尽心力、忠心为国的高尚品格的敬仰之情。该回还有一首四行七言律诗：“伯业成时为帝王，不成且作富家郎。谁知天意无私曲，郿坞方成已灭亡。”表达了作者对董卓倒行逆施的惨败结局的欢畅。喀尔喀译本的译者亦复巧用编译手法，将此诗敷演成了两首蒙古文四行格律诗，强烈讽刺董卓的同时，表达了对他的极度憎恶。特睦格图译本尽管大刀阔斧地削去原著大量论赞诗，然而对于正文散叙部分的翻译却显得比较严谨，自始至终严格坚持忠实于原文的翻译原则，多用音译和直译方法保留了原文语句顺序和内容。喀尔喀译本对散叙文字的翻译则采取相对自由的翻译方法，在表达原文基本意义的前提下，多采用意译和编译，译文中多有移位、增补、删减、改编的痕迹。这一差别，在批语和诗词翻译中均有明显的体现。翻译方法上的不同，不仅导致了两种译本诗词篇什的不同，而且使两者在艺术风格和思想内涵上也产生了显著的差异。 其二，译文风格不同。首先，特睦格图译本多用书面语，而喀尔喀译本多用口头语。如，第九回“私通”、“妇人”、“吉凶”、“入朝”、“进朝”等词，特睦格图译本次第译作“偷欢”、“妇人”、“吉凶”、“觐见”、“觐见”，可谓是地道的书面语；喀尔喀译本则依次译作“暗中勾结”、“妇女”、“好坏之兆”、“奔皇宫来”、“进入内城”，均属浅白的俗辞口语。其次，特睦格图译本语义表达比较婉约、典雅，喀尔喀译本语义表达则相对直白、粗俗。如，“戏”“逼”“不过一女子”“信服猛将”等词，喀尔喀译本依次译作“调戏”“受害”“一女子而已”“信服猛将”；喀尔喀译本则根据语境，径直译作“侮辱”“被强暴”“一个无用的妇女”“很有用处的将军”。二者对应文本中，此类例子极为普遍。 自十三世纪到十九世纪的蒙古族传统文学，是以民间口头文学为结构主体，兼有书面文学的主要特点。蒙古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能歌善咏的游牧民族。十九世纪以前的蒙古族民间口头文学中，不仅民间歌谣、祝赞词、口头叙事诗、英雄史诗占据主导地位，而且书面文学中占据主体地位的史传文学中，也有许多内容是用诗歌韵文表现的。这一文学个性，不仅在蒙古族文学发展过程中得以世代相继，在接受和过滤其他民族文学过程中也产生积极影响。从蒙古族文学在十九世纪历史变迁的整体情况看，在同一时代，远离中原地区的喀尔喀蒙古文学较之与中原地区相邻的漠南蒙古地区的蒙古文学，更富有蒙古族传统文学个性。喀尔喀译本的译者所采取的对原著散叙部分的相对自由的翻译原则、对原著诗歌韵文的悉数保留乃至增译敷演、译文中多用口头语等特点，使译文更富有了蒙古族民间文学特征。这也从另一方面表明，清代汉族文学对蒙古族文学的影响是经历了一个由近及远，由浅入深的过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