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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童庆炳：《文学批评首先要讲常识》，《中华读书报》，1998年3月25日。 [2]雷纳·韦勒克：“叙述性的文学史在浪漫主义之前并不存在。施莱格尔兄弟是近代文学史的始祖，西斯蒙第、弗里埃、安贝尔和维尔曼接踵而至，草创了法国文学史的编撰。”见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三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3]俄国、英国、德国早期出版的中国文学通史著作，分别为：瓦西里的《中国文学史纲要》，1880年由圣彼得堡斯塔秀列维奇印刷所出版，至今尚无中译本，被公认为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翟思理《中国文学史》，伦敦威廉.海涅曼公司1901年初版；顾路柏《中国文学史》，莱比锡的阿梅朗斯出版社1902年初版。 [4]日本学者早期所著中国文学通史有：古城贞吉的《支那文学史》，1897年5月东京的经济杂志出版社出版，为日本第一部中国文学通史；笹川种郎的《支那历朝文学史》，1898年8月由博文馆作为“帝国百科全书”之一初版，1904年，经由上海中西书局翻译成汉语并印行；中根淑的《支那文学史》，1900年由东京金港堂刊行；高濑武次郎的《支那文学史》，1901年由东京哲学馆出版；久保天随的《支那文学史》，1903年由东京人文社出版。 [5]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590页。 [6]此说见于陶东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一书：“在中国早期文字材料中，‘文学’一词主要是指文献或文章之学。”见陶东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页。 [7][8][9]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上述引文皆见于该书作者自序。 [10]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 [11]《文学研究法》41条可以概括为十部分：文字、音韵与训诂的变迁史，文学观念的变异史，作文之法，文体流变史，文学的性质与名家论，文学读法，文学各类文体释义，中西各国文法，文学与他者(人事世道、国家、地理、世界考古、外交、学习新理新法制造新器等等)的关系，文学优劣论。“文学研究法”为后世“文学概论”(或文学理论)课程的雏形。其对“文学研究法”课程内容的厘定与今天的“文学概论”有明显区别。 [12]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82页。 [13]王梦曾：《中国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14年版，第72页。 [14]陈玉堂所编《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黄山书社1986年版)认为，黄人的《中国文学史》约为1905年前后出版，估计在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同时期，付祥喜所撰《20世纪前期中国文学史写作编年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则提出，黄人的《中国文学史》约1910年前后初版。 [15][16]黄人：《中国文学史》，杨旭辉点校，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48页。 [17][18]李杨：《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7、51页。 [19][20]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1日。 [21][22][23]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123、164页。 [24]曾毅：《中国文学史》，上海泰东图书局，1915年版，第242页。 [25]葛遵礼：《中国文学史》，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印行，1921年版，第99页。 [26]刘毓盘：《中国文学史》，上海古今图书店出版，1924年版，第55页。 [27]顾实：《中国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254页。 [28]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80页。 [29]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页。 [30]陆侃如、冯沅君：《中国文学史简编》，山东书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122页。 [31]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77—678页。 [32]谭丕模：《中国文学史纲》，和济印书局，1933年版，第195页。 [33]谭正璧：《新编中国文学史》，光明书局，1935年版，第295页。 [34]所谓“反映论”文学观念，是把文学当作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强调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的社会性及政治性被凸显，它可以是时代精神的象征，可以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政治功利论逐渐成为文学观念的核心要素。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强调文学的政治标准第一，强调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种强制的理论，学者即使有个人的真知灼见，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见于章培恒、骆玉明：《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思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这种阶级斗争工具论的文学观直接影响了中国文学通史的编撰。 [35]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464页。 [36]源自陈国球的一段话：“刘大杰等人尝试在文学中‘读出’(reading history out of literature)历史，与现今把文学‘读入’历史之中(reading literature into history)的要求，实有差距。”(见于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0页。) [37][38][39]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中国文学史(第三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89、197、199页。 [40][41]赵建坤：《关汉卿研究学术史》，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9、309页。 [42][46]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0、30页。 [43][47]袁行霈总主编、莫砺锋、黄天骥主编：《中国文学史(第3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62、562页。 [44]袁世硕、张可礼：《中国文学史(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60页。 [45]郭英德、过常宝：《中国古代文学史(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13页。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016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