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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980年代至今：《中国文学史》对《窦娥冤》悲剧的多元化阐释 20世纪80年代，对于《窦娥冤》的经典化来讲，有两个方面值得提及。一是戏曲研究著名学者王季思主持编选结集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之出版面世，《窦娥冤》被列为首篇，成为中国古典悲剧的典型代表。二是学术转型，即西方现代文艺理论的大量译介与接受带来新的学术方法热的出现。美学、接受美学、叙事学、心理分析学、考古学、文化学等理论的引入给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正是多种方法与视角的介入，文学史对《窦娥冤》悲剧意蕴的开掘打破了文艺社会学一统的局面，形成多元共生的阐释格局，彰显出《窦娥冤》丰富的经典魅力，使《窦娥冤》的经典地位得以巩固。 这一时段，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章培恒与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袁世硕与张可礼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版)、郭英德与过常宝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版)、张炯与邓绍基等主编的《中国文学通史》(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最具代表性。鉴于本时期文学通史著作的当在性与普及度，为了行文的简洁，仅以概述的方式笼统呈现它们对《窦娥冤》悲剧意蕴的撰述，主要如下： 第一，对于《窦娥冤》悲剧内涵，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思想求证、价值判别，而是多元阐释。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从人性的角度提出“《窦娥冤》的核心问题，是揭露社会的不公正”，追寻窦娥个体悲剧的普遍意义[42]。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紧扣元代社会现状具体分析《窦娥冤》的悲剧内涵：《窦娥冤》是惊心动魄的人间惨剧，反映了元代社会极度恶化的生存空间，其情节发展的偶然性，反映出社会生活的必然性，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43]。袁世硕、张可礼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则认为，《窦娥冤》的伟大之处在于窦娥对生存原则的坚持到底：这种原则并不高深，也不矜贵，就是要活得心安，活得有自尊[44]。郭英德、过常宝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从戏剧文体的根本特征入手，明确指出：“《窦娥冤》的思想意义，是由戏剧冲突决定的。”[45]戏剧冲突除了以往饱受关注的社会冲突外，还应有道德冲突、意志冲突，三者互为补充，是理解故事情节、分析人物形象的枢纽所在。 第二，多角度解读《窦娥冤》的悲剧结局。比如，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提出：“(《窦娥冤》)揭示苦难，最终又通过多少是令人快意的结局使剧中的苦难有所消解，让观众既宣泄了内心中对社会人生的不满，又在心理上得到一定的安慰和满足。”[46]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从作品主题需要出发，认为《窦娥冤》的结局“固然反映出关汉卿崇尚权力的思想局限；但也体现出他让受害者亲属惩治恶人报仇雪恨的强烈愿望，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寄寓着对元代吏治沉重的疑虑。”[47]袁世硕、张可礼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则结合中国古代悲剧自身的特点予以言说，等等。 显而易见，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通史著作对《窦娥冤》文本内涵的多方阐释，从根本上激荡了《窦娥冤》的经典活力。 “经典是对文学史言说的依据，同时它本身就是某种言说的结果。”[48]在中国文学通史著作对《窦娥冤》100多年的经典建构历程中，不同文学观、文学思想的介入与主导，使《窦娥冤》面目由模糊至清晰、从单一到多样，既体现了人们认识文学、评价文学的标准和能力的变异，亦充分显示出《窦娥冤》作为经典的特质——“具有多种言说可能的包容性”[49]，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扩容。当下，随着文化研究的浸入，文学史书写将为《窦娥冤》经典魅力注入何种新鲜血液，当是中国戏曲研究领域的又一重要学术课题，亦是本文的后续关注对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