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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40-1970年代：中国悲剧代表作《窦娥冤》在《中国文学史》中生根 本时段，为《中国文学史》的编撰的发展、定型期。基于文学史书写范式的形成(接受西方现代人文学术的普遍范式，用富有逻辑性的论述法行文)、“反映论”[34]文学观念的主导以及关汉卿于1958年被世界和平理事会列入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事件的催化，《窦娥冤》开始以中国悲剧代表作的形象扎根于《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通史著作从作品角度确立了《窦娥冤》的经典地位。 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卷完成于1943年，中华书局1949年初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初版)、十三所高等院校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是这一时段中国文学通史力作。他们对《窦娥冤》的阐释体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主要有三个层面：一是将《窦娥冤》视为伟大戏剧家关汉卿的出色代表作、中国悲剧的典范作品；二是就书写形式而言，摒弃了以往文学史阅读经验描述的方式，以细致而富有逻辑性的笔法层层解读《窦娥冤》(包括剧情简介、人物分析、主题概括、唱词赏评等)；三是在社会生活反映论的维度上分析《窦娥冤》的悲剧意蕴，“社会黑暗”、“吏治腐败”、“阶级矛盾尖锐”、“人民反抗强烈”、“时代的悲剧”等构成了阐释的关键词。下面仅举两例： 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是首部具体阐释《窦娥冤》的中国文学通史著作。他首先指出，《窦娥冤》是一个家庭悲剧。接着在详细讲述剧情的基础上，揭示了《窦娥冤》的思想内涵：“作者在这剧里，一面尽力描写社会的黑暗，和那些谋财害命欺凌弱寡的恶汉的凶毒的行为，同时又攻击官吏政治的腐败，不能给善良人民丝毫的保障。于是善良的民众，成了孤苦的无援者，永远在恶霸与贪官的爪牙下，度着非人的生活，稍有违反，便会含冤而死”[35]。显然，刘大杰是尝试在《窦娥冤》中“读出”[36]元代的历史或社会。最后，刘著还分析了《窦娥冤》语言的妙处：曲辞明白如话、对白为纯粹的口语且语调适合不同人物的身份等等。 游国恩等编撰的《中国文学史》，一经出版，便成为国内众多高校中文系的通用教材，其权威地位一直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元代文学一编的第2章为“伟大的戏剧家关汉卿”，它虽然没有对《窦娥冤》进行专节讲述，但是在“关汉卿杂剧的思想内容”、“关汉卿杂剧的艺术成就”等节次中，却给予《窦娥冤》特别的关注。首先，从思想内容看，《窦娥冤》题材来源于“东海孝妇”的故事，重在窦娥的善良、坚强与反抗精神，属于“歌颂人民的反抗斗争、揭露社会黑暗和统治者的残暴、反映了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的作品”[37]。在窦娥身上，“集中了人民的智慧，寄托了作者的理想，明显地体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38]。其次，就艺术特色而言，《窦娥冤》是“把人物放在强烈地戏剧冲突中去揭示出他们的性格特征”，如“窦娥的反抗性格和复仇意志是通过对她一连串的迫害愈来愈清楚地显示出来的”，而场面的安排亦体现出紧凑、集中、富有典型性等特征[39]。 总之，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是真正进入作品《窦娥冤》，集中笔墨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其悲剧内涵进行具体分析，赋予了《窦娥冤》以中国悲剧代表作的经典地位。不过，因为受“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尤其是“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权威话语体系的制约与统治，窦娥短暂的一生就成为封建时代的人民饱受欺压之悲剧生活缩影，使得悲剧《窦娥冤》被简化为“进步文人反抗压迫、追求人民解放的思想工具”[40]，丰富的文学意义遭受阉割或遮蔽，所以，“恍惚间会觉得关汉卿不是生活在遥远的古代社会，而是一个执行某种文艺思想的现当代作家”[4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