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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韩愈对“子夏作《序》”的颠覆 韩愈之前，《诗序》研究将“子夏作”奉为圭皋，直至韩愈提出“子夏不序《诗》”，将此前的观点一并推翻，《诗序》研究才真正意义上地翻开新的篇章。韩愈论《诗序》，首见晁说之所引： 善夫，韩愈之议曰：“子夏不序《诗》之道有三焉，不智，一也；暴中冓之私，春秋所不明，不道，二也；诸侯犹世，不敢以云，三也。”(17) 此说不见于今之《韩昌黎文集校注》，《全唐文》亦有目无词。晁氏之后，李樗也引此说，云： 韩退之作《诗之序议》则谓：“《诗》之《序》明作之所以云，其辞不讳君上，显暴丑乱之迹、帷箔之私，不是六经之志，若人云哉！察夫《诗序》，其汉之学者欲自显立其传，因藉之子夏，故其序大国详、小国略，斯可见矣。”(18) 内容与晁氏所引不同，意思即晁氏所引的第二、第三两点。明代杨慎也引到韩愈论《诗序》，其云： 余见古本韩文，有《议诗序》一篇，其言曰：“子夏不序诗，有三焉：知不及，一也；暴扬中冓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诸侯犹世，不敢以云，三也。汉之学者欲显其传，因籍之子夏。”(19) 文中“知不及”与晁氏所引的“不智”稍有出入。宋代范处义反驳韩愈之《议诗序》，即引作“知不及”(20)，则在宋代开始就已经有“知不及”和“不智”两个不同的版本。历代对此的理解也不同，大致有两大类：(1)时代相隔久远，无法得知。范处义云：“子夏犹知不及，汉去诗益远，何自而知之？”(2)学力、领悟尚未达到。程子云：“《诗大序》孔子所为，其文似《系辞》，其义非子夏所能言也。”(21)学者多从此说，如王得臣、晁说之、员兴宗、杨慎等。但结合二、三点，韩愈明显是在反驳、推倒《诗序》，历代学者的解释却是以尊崇《诗序》为前提，这与韩愈要表达的意思并不一致。私以为“不智”应是最接近原貌的版本，一是，“不智”与“不道”、“不敢”在语言表达上前后一致；二是，韩愈认为《诗序》暴扬私闱、不讳君王，如此荒诞不经，必定不是子夏这样“可与言诗”者写出的；故从整个语境和前后文意，及韩愈对《诗序》的历史态度来说，“不智”都应该是指“不明智”的意思。 第二点“暴中冓之私，《春秋》所不明不道”，所谓“暴中冓之私”，《诗序》中有很多讽刺统治者荒淫的内容，如齐襄公与其妹文姜通淫之事，《南山序》云：“刺襄公也。鸟兽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恶，作诗而去之。”《敝笱序》云：“刺文姜也。齐人恶鲁桓公微弱，不能防闲文姜，使至淫乱，为二国患焉。”《载驱序》云：“齐人刺襄公也。无礼义，故盛其车服，疾驱于通道大都，与文姜淫播其恶于万民焉。”这些都是直接讽刺襄公与文姜的鸟兽之行。又如《墙有茨序》、《君子偕老序》、《鹑之奔奔序》等，讽刺卫宣姜与公子顽淫乱宫闱；《株林序》、《泽陂序》讥讽陈灵公与夏姬淫乱，等等。韩愈认为此乃“《春秋》所不明”，《诗序》也不应暴扬在光天化日之下。如齐襄公与文姜淫乱，桓公三年《春秋》载：“九月，齐侯送姜氏于讙。公会齐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齐。”《左传》云：“齐侯送姜氏于讙，非礼也。凡公女，嫁于敌国，姊妹，则上卿送之，以礼于先君；公子，则下卿送之。于大国，虽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则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国，则上大夫送之。”《春秋》乃以“送”字刺襄公无礼。《春秋》以礼定褒贬，往往微言大义，对于齐襄公与文姜的鸟兽之行，仅云“送”“会”“至自”而已(22)。又公子顽与宣姜之事，《春秋》并无记载。范处义云：“大抵《春秋》虽严，而其辞深而婉；《诗序》虽通，而其辞直以著。”(23)《诗序》的表达方式与《春秋》迥异，前者直刺淫乱，后者隐晦深微，故韩愈认为《诗序》不合于“六经之志”。孔子云：“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24)“六经”以“礼乐”为核心，今《诗序》斥言君王乃与“温柔敦厚”不合，故韩愈云“子夏不序《诗》”。 第三点“诸侯犹世，不敢以云”，也就是避讳君王的问题。子夏生活在春秋末至战国初，此时《诗》中最后一位诸侯陈灵公也早已离世，故韩愈所谓“诸侯犹世”应是指诸侯后代尚且在世。要知道，《诗序》讽刺某君王往往直接点明，如“《雄雉》，刺卫宣公也”“《考槃》，刺庄公也”“《蟋蟀》，刺晋僖公也”等。于公子大夫之类更直呼其名，如“《有女同车》，刺忽也”，忽乃郑庄公世子；“《车邻》，美秦仲也”，秦仲乃周宣王大夫；“《墓门》，刺陈佗也”，陈佗乃文公之子，等。《诗序》毫无忌惮地斥言君王权贵，韩愈认为在诸侯犹活跃于历史舞台之际，公然刺其先祖，或不被诸侯所容，故云“不敢”(25)。韩愈自身即有“不敢”之事，谈到排斥释、老，其云： 圣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辞矣，然犹不敢公传道之口授弟子，至于后世然后其书出焉，其所以虑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至所宗而事之者，下及公卿辅相，吾岂敢昌言排之哉？(26) 此时贞元十二年，该年四月德宗命徐岱等与沙门鉴虚、道士万参成等讲论三教(27)。鉴虚云：“元元皇帝天下之圣人，文宣王古今之圣人，释迦如来西方之圣人，陛下是南瞻部洲之圣人。”(28)德宗大悦。足见，三教合流之风盛行。韩愈提到王公贵族、公卿辅相皆事佛、老，若此时公然著书以排之，岂不是自掘坟墓？此韩愈之不敢为之事，以此揣度《诗序》之斥言美刺，认为子夏必“不敢以云”。 上述“不智”“不道”“不敢”三点，韩愈明确提出“子夏不序《诗》”。在韩愈之前，《诗》学研究皆认为“子夏作《序》”，这种说法确立了《诗序》的权威地位，也决定了汉唐经学家关涉政教的说《诗》趋向；而韩愈一出，大刀阔斧地就要颠覆“子夏作《序》”，公然挑战《诗》学权威、怀疑经典，这在《诗》学研究史上简直是划时代的声音。从汉唐以来，学者一直视为金科玉律的“子夏作《序》”之说，被韩愈一下子拉下神坛，而韩愈敢于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其原因及目的究竟是什么？这种观念，对之后《诗》学发展又有什么影响？这是我们在计较韩愈之说有多少合理性外，更应该探讨的问题。 韩愈颠覆“子夏作《序》”其实是与重建儒学密切相关。韩愈对“子夏作《序》”的否定，是顺应了大历后所形成的对传统学术的怀疑大趋势。大历学风务求标新立异、以己意说经，多反驳传注旧文；发展到贞元、元和之后，这种反驳之风上升为对经典本身的质疑，并开始出现肆意增补、删改经文的动向，如白居易补《汤征》；陈黯补《语诰》；林慎思著《续孟子》；沈朗新添尧、舜、禹诗并《文王》诗四篇，置之《关雎》之前(29)；柳宗元著《非国语》(30)，等等。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韩愈也展开了对经典的系统性思考，否定“子夏作《序》”只是其中之一。此外，韩愈还否定《孟子》乃孟轲自著(31)，否定《论语》旧注(32)，并因此构建起新的经典系统。《原道》篇云： 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已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33) 此处确立了以《诗》、《书》、《易》、《春秋》四经为主的新经典系统，将原来孔子纳入“六经”的礼、乐划入法制体系中。表面上看来，这只是典籍归类的细微变化，很容易就被忽略了，而仔细考究便会发现，这一变化其实是对文化传承系统的重新调整，它将改变世人对“礼乐”的既定接受，“礼乐”不是作为修身养德的一部分，而是作为硬性规定的、必要遵守的法规。在德治与法治的天平上，韩愈是有一定偏颇的。韩愈对文化系统的建树，还有首次阐扬《大学》之义，《原道》篇将《大学》也列为经典。《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汉唐以来，并没有特别称道者。韩愈特意将《大学》的“修齐治平”“正心诚意”单独拿出来，与先王之教相关联，“提供了一个沟通心灵道德培养与国家秩序治理的思路”(34)，使《大学》从个人修养的准则变为治国安邦的经典，是其意义所在。除此，韩愈又倍崇孟子。周秦之际，儒家中孟荀二派并峙。西汉时荀学为盛，仅扬雄对孟子有相当之推崇；此后直至韩愈一倡，孟说方大行，“《孟子》一书，遂成为宋明道学家所根据之重要典籍焉”(35)。《昌黎文集》中提到孟子达24次之多，其云：“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36)《孟子》也被韩愈划入经典系统中。则经韩愈之手，孔子的“六经”系统转变为“四经”与《大学》、《孟子》。尔后，朱子就是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四书”，承载着一套以“理”为核心的新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世人言“四书”系统对宋以后的中国文化影响之大，往往将朱子奉为神明，殊不知韩愈的开创之功，实在可惜。 从否定“子夏作《序》”到确立新的经典系统，韩愈的本质目的是为了重建儒学。其实，韩愈曾明表心迹：“孔子删《诗》、《书》，笔削《春秋》，合于道者著之，离于道者黜去之，故《诗》、《书》、《春秋》无疵，余欲削荀氏至不合者，附于圣人之籍，亦孔子之志与？”(37)孔子确立“六经”，构建的是一个传承文化的经典系统，人君循之则国治，士人修之则大吉，“其微言大义实可为万世之准则”(38)；韩愈要继孔子删述之志，所以他整理典籍、确立新的经典系统，其目的就在于要重新激活民族文化的传承系统，要重建儒学，以维系世道人心。而韩愈颠覆“子夏作《序》”，就是重建儒学中隶属于整理典籍的一部分。韩愈重建儒学的举措又见诸所著《原道》、《原性》、《原鬼》等，从理性思辨的角度架构儒家关于性、命的学说，以夺回儒学在思想领域的霸权；更有，韩愈为阐明儒学的正统地位，以排斥佛、老，建构了历史第一个传道谱系，首次发表了“道统”思想，之后遂成为宋明道学家“致君行道”的思想武器。李翱谈及韩愈，云：“六经之风，绝而复兴。”(39)皇甫湜云：“(先生)抉经之心，执圣之权，尚友作者，跋邪觝异，以扶孔氏，存皇之极。”(40)欧阳修云：“贞元、元和间，愈遂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倡，障堤末流，反别以朴，划伪为真。”(41)韩愈的功劳不仅在于复兴儒学、抵触佛老，使文化正脉回到儒家的经典系统；也在于启发了宋代新的儒学思想及学术格局的形成。颠覆“子夏作《序》”，就对宋代的《诗》学研究有深远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