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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鹤谿文稿》的文学与学术价值 《鹤骆文稿》迄今尚未刊印面世，未能引起学界的关注重视，但是其价值却不容忽视。这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鹤谿子具有极其特殊的身份。他不仅是当时大学问家王鸣盛的胞弟，在学问研究方面耳濡目染，深得其壶奥。而且因为其兄的缘故，与当时学术圈中的鸿儒巨擘们如卢文弨、汪照、王昶、戴震、钱大昕等高尚博雅之士多有往还，文稿中收录的一些与他们相关的文章，对于研究乾嘉时期的学术具有重要价值。其二，正如钱大昕《鹤谿子墓志铭》所言，鹤谿子勤勉向学、濡染家学，具有很高文学艺术天赋，稿中许多文章具有较高的文学和学术价值，在清中叶卓然堪称一家，值得后学研读学习。 对于《鹤谿文稿》文学价值，我们可以引述题跋中两位学人的评价，以见其价值之所在。一是钱大昕，我们在前面曾提及，他在题跋中称：“鹤谿之文，其妙处有三，曰不俗，曰不腐，曰有物，较之吾乡四先生，殆有过之而无不及也。” 另一位是朱春生，他在题跋中说： 先生之文，长于考据，熟于援引，胎息经史，而出于欧阳氏门户。本朝三家中，神似玉遮山人。其一种纯古澹泊之味，实寝食于震川先生得来，若以吾乡四先生论，边幅较阔大矣。 这两位学人不仅对《鹤谿文稿》的文学价值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同时还对文章的特点及其根柢加以概括和追溯。如钱大昕称扬其“不俗”、“不腐”、“有物”，朱春生提及其文“长于考据，熟于援引”皆是对其特点的概括，而朱春生所谓“出于欧阳氏门户”、“实寝食于震川先生得来”则是对文章根柢的溯源。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钱大昕还是朱春生都曾提及“吾乡四先生”。四先生何许人，为何两位学人都不约而同地将鹤谿子与他们加以对比呢？所谓“吾乡四先生”指的是明代嘉定四位著名的文化名流唐时升(1551-1636)、程嘉燧(1565-1643)、娄坚(1567-1631)、李流芳(1575-1629)。这四人均是享誉嘉定甚至在明代亦有一定影响的文人才士。其中唐时升专意古学，工诗文，善画墨梅；程嘉燧侨居嘉定，通晓音律，工诗善画；娄坚善诗古文辞，书法妙绝天下；李流芳擅长诗画，风格自然清新。四人才艺过人，不同流俗，影响之巨，当地一时无人能够与之比肩。而鹤谿子能够在数十年后，得到诸如钱大昕等如此高的评价，其成就与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了。 钱大昕论鹤谿子之文，曰其“不俗”，乃称扬其文风格不落俗套，卓然独立；所谓“不腐”，乃称扬其文识见高远，不拾人牙慧；曰其“有物”，乃称扬其言之有物，不无病呻吟。以此衡量鹤谿子之文，的非虚言。我们可从三方面加以分析，以见其大概。 一是文备众体，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卓然独立。如前所述，《鹤谿文稿》有文192篇，体裁涉及序、记、书、论、议、说、考、跋、后书、传、问、赋、疏、论、书事、碑、墓志铭、墓表、塔铭、行述、事略、像赞、哀辞、祭文等24类，其中墓志铭、墓表、哀辞、祭文等类文章追思先人，哀抑沉痛，庄重肃穆；序、纪、书、考、跋、后书等类文章怀人记事、考辨源流，醇正古淡；论、议、说等类文章谈天说地，随意挥麈，则多有风趣幽默之作。《谕鼠》一文采用寓言及赋体问答形式讽喻世事，自我解嘲，嬉笑怒骂，随意点染，形象生动，幽默风趣。与此相类，《憎蝇怒蚊喻》采用寓言及赋体问答形式论事议理。该文先状苍蝇之种种可厌，以触及作者心中烦恼不平，并由此引发人生之感慨：“吾之困抑，既无通途，动而得毁，顾影区区。”在其愁绪满怀、“方欲詈之”时，一客出现，称其“糊涂”，居然为此区区之事而烦恼。接着他以蚊之作恶为例，委屈譬喻，说明蚊子之为恶甚于苍蝇，并由此阐明“物理相生，枉直互更”，世间“害人者众，岂在翃翃，何物不有，宇宙之精，恶彼微类”的道理，并劝喻作者“寒暑代嬗，痴冻薨薨，盍不少忍，毋以过清”。这篇文章以寓言赋体文的体式阐述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世间之大，害人扰民者众，对付他们的法宝在于自身的定力，当害人扰民者出现时，如果一味地自怨自艾、烦恼忧愁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充分认识到“物理相生，枉直互更”的辩证关系，心静如水，假以时日，等到一定的时候，终究会云开雾散，那些害人者自然会不攻自退。这一思想虽存在着消极退避的一面，但是亦有其深刻的内蕴。 二是鹤谿子之文无论评论事情，抑或品评人物，均高屋建瓴，不同凡响。如其在《范文正公学术事业考》一文中高度称赞范仲淹之学术功业，认为其无论处边塞之远，还是居庙堂之高，均能诚心敬上，鞠躬尽瘁，屡建奇功。其学术则能跳出训诂词章的狭小天地，经营天下经世致用之学，慨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乃大儒之学。在这一方面，鹤谿子认为可与三国时的诸葛亮相提并论，但又有所不同，“诸葛武侯，崎岖于危弱之邦，而公效用于太平之日，其功业各有所表见。然武侯之功不成者，天为之；公之不得竞用者，人为之也”。所论境界阔大，立意高远。 三是鹤谿之文虽篇幅不长，三五百字短文居多，但内容丰富，言之有物，绝不作无病呻吟之态。在行文中，无论是谈文论艺，还是品评人物，皆能紧扣实际，有感而发。如《张复画山水跋》，文章首先介绍张复籍贯、时代、师从，并着重点明其山水画“清迥有别致”。然而，画作虽在，却“无人举其姓氏矣”。行文至此，鹤谿子轻轻宕开一笔，引发对于功名富贵的思考：“由此观之，功名富贵，第如画中之丘壑，只可充耳目之玩，而非可认以为真者乎？比于声销响寂，万事总归无有，则转不如一幅画，犹得流传于艺苑，供人之评赏也。”这一段议论，紧扣乾嘉时期广大儒生在八股取士制度的诱惑下汲汲于功名富贵的现实，有感而发，切中时弊，发人深省。在行文上则由画及人，巧妙勾连，水波无痕。鹤谿子之笔力于此可见一斑。 就学术价值而言，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鹤谿文稿》记载了鹤谿子与许多乾嘉学者交流切磋乃至交游的线索，由此一定程度上可以寻绎出一些学者的学术源流、治学过程与学术成就，可以弥补学术史文献的不足，对于拓展乾嘉时期的学术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戴震是乾嘉时期重要的经学家，《江慎修先生墓志铭》一文中，鹤谿子不仅记载了自己与戴震间的深厚情缘，而且对戴震的老师，清代著名的经学家、音韵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江永(字慎修)(1681-1762)的学术生涯及成就进行了全面公允的评价。如文章所论，江永学识渊博，精于“三礼”，朝廷开馆命儒臣纂修《三礼义疏》及《通礼》，桐城方苞以“士冠礼”、“士婚礼”数事向其请教，江“即条析其疑义”，“望溪大折服”。而后，江所撰之“《礼经纲目》实补朱子《仪礼经传通辞》之阙”。江永不仅学问深湛，而且赋性恬淡，“乾隆十六年，天子命大臣举经学之士，授以国子监司业，时议者咸推先生，先生亟止之，谓颓然一老，无复可用，因不果荐”。江永是戴震、程瑶田、金榜的老师，其渊博的学问及低调的为人品质对于学生的影响当不言而喻。对于戴震的学术，鹤谿子在《鹤谿文稿》亦有研讨考辨。《校定〈水经注〉跋》虽为跋文，但对《水经注》的版本源流进行了系统完整的梳理，对戴震的整理进行了深入的考辨，并比较了戴氏当时所存的两种《水经注》本子：“戴氏之本有二，一为武英殿所刻之聚珍板；一为曲阜孔氏所刻，在《戴氏遗书》之内。聚珍板依向所流传本细为校正，而原缺之十四水则仍其旧，为三十五卷。《戴氏遗书》本则无卷次，各以其水为次。后附郦道元先生自叙一篇。盖谓河自塞外来，而入中国；其次叙出入于河之水；次则自济水以至入济之水；次则自淮以至入于淮之水；次则大江以至入江之水，而渐至南，而二十水。群川就绪，厥维懋哉！且聚珍板所刻，有明所以订正之故，据某本改易甚详且悉。”《水经》是我国第一部研究群川源流走向的著作，为汉代桑钦所撰，郦道元为之作注。宋元以来，“经注混淆，文字错乱，几不可读”，明代一些版本如嘉靖甲寅吴郡黄省曾刻本，其间“伪误与诸家等”，经戴震之手厘定，“庶可见其原委”。鹤谿子从学术史的角度肯定戴震厘定之功且辨析之，对研究戴震学术无疑是有助益的。 鹤貉子为钱大昕妻弟，交往甚密。《鹤谿文稿》中收录了《与钱竹汀学士书》、《与钱竹汀简》两篇书信，其中不仅记载了二者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而且还记载了他们在学术方面的切磋交流。在《与钱竹汀简》中，他开门见山曰“二年来，得亲教诲，兼师友之益，别后倏逾三月”，随后即描述别后与其相见之梦境，由此可见其悬念之切，情谊之深。在表达过思念之情后，又一一罗列了近期所见书籍特别是一些珍稀古籍，分析优劣，提出疑义，并将一些有价值的书籍推荐给钱大昕。 二是鹤谿子受其家学及胞兄的影响，勤勉于学，在学术研究方面也颇有造诣，特别是在史学、文学、艺术领域多有不俗的见解，值得关注。下面着重分析一下鹤谿子文学方面的主张与见解。乾嘉时期，文人学者惕于文字之祸，多致力于文字、声韵、训诂学术研究。而于文学，或过于强调文字声律等形式方面的内容，或蹈袭古人，追踪唐宋，袭其貌而失其神者大有人在。对于这两类现象，鹤谿子均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并提出一系列关于诗歌创作的新见解。在《秋树读书楼诗序》中，开门见山地指出当时文坛存在的弊端，所谓“登临感慨，吊古悲今，揣摩格调，此今日诗家所谓不刊之法宪也。风云月露、即景言情、刻画尽致、赋物精工者，不讥其纤巧则嫌其浅近矣”，然后直接表露自己的立场观点：“吾则谓诗以写情，亦以言志，随其意之所寓而发之于诗。如先定其体例，有方格之状，曰初盛唐、为南北宋，秦皇汉武，叹陈迹之易逝，代古人以兴悲，其或香奁狎亵，翦巧绮褴，是皆假面吊丧，而我之真面目不存在焉。”在批评的基础上，他提出诗歌创作务必要“真”，并且对“真”的内在涵义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说“然则诗之真安在？曰有我之真，性灵真境界也。随所感触，自然成韵。一花一木，可以移情；一水一山，可以托兴”。对于借鉴古人，他认为诗歌创作虽本于前辈，但一定要有所创新，要建立自己的“风骨”，他说：“夫言者心声，而诗以言志，尤声之入微者也。或揣摩格调，而性真不存，或翦巧绮艳，而骨气不立，此末流之弊，非所以为诗也。”在《寓圃诗草序》中，鹤谿子对作者独特的诗风大加赞赏，称：“纵横排戛，顿挫沉郁，出入杜韩苏陆，不屑屑于一家，其于摩拟矩仿之习，弗为也，何其艺之精欤！”在宗唐宗宋的问题上，他并未刻意地偏向某一方，而是认为唐宋诗歌各有所长，不能简单地确定其孰优孰劣，他还以宋诗如何借鉴汉魏唐诗而形成一朝独特诗风为例，来说明借鉴而不是因袭前人的重要性。他在《宋诗略序》中说：“宋承唐后，其诗始沿五季之馀习。至太平兴国以后，风格日超，气势日廓，迨苏黄辈出而极盛焉。乃其所以胜者，师法李杜而不袭李杜之面貌，宗仰汉魏而不取汉魏之形憮，此其卓然成一朝之诗而不悖于正风者也。”鹤谿子的诗论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对此，我们将撰专文论述。但从以上简单论析可见，在当时的社会，他的思想与见解的确不同凡响，甚至比我们目前文学史上所提及的许多文学思想家要高出许多，对鹤谿子文学思想的总结研究将会大大丰富和促进清代乾嘉时期的诗歌理论的研究。 概言之，王鸣韶《鹤谿文稿》稿本作为稀见的清人别集之一，是全面展现清代藏书家、书画家王鸣韶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的重要史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自清代以来，著名学者和藏书家对稿本的批校题识，不仅补充、完善了稿本内容，其富于理论性的批评文字，更是文学批评史上难得的批评资料。王鸣韶《鹤谿文稿》等稀见清人别集由不为学界熟知到被发掘整理，充分反映了清人别集整理与研究的复杂性、繁重性，而这还有待于我们继续不断努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