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湖南省图书馆藏王鸣韶稿本《鹤谿文稿》是较为稀见的清代别集之一，该本收录王鸣韶不同时期24类各体文章192篇，是深入了解清代藏书家、书画家王鸣韶生平交游、文学创作以及诗学观念的重要史料。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王昶、朱春生、汪照以及民国时期藏书家叶德辉、叶启勋等对稿本进行批校题跋，既有效补充了稿本作者及正文内容的相关资料，也全面展现了稿本发现、编辑和流传的过程，具有重要的文学批评史价值。 关 键 词：《鹤谿文稿》/王鸣韶/批校题识/文献价值 作者简介：吴波，男，文学博士，怀化学院教授、湖南师大兼职教授，研究方向：明清文学与文化。 清代文人别集数量繁夥，“清人别集丛刊”也陆续得以刊印①。但由于清代文献繁复，仍有不少清人别集深藏于各地图书馆，学界了解甚少。清代著名藏书家、同时也是清代书画史上“后四王”②之一的王鸣韶所撰稿本《鹤谿文稿》就是较为稀见的清代别集之一。作为有清著名史学家、经学家和考据学家王鸣盛的胞弟，王鸣韶虽然在藏书史和书画史上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但其文学创作情况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却鲜为人知悉。《鹤谿文稿》一书收录有王鸣韶不同时期24类各体文章192篇，充分反映了王鸣韶在文学创作层面的成就；且稿本正文前后留存有清代以来著名学者钱大昕、朱春生、汪照以及民国时期藏书家叶德辉、叶启勋的亲笔题识、序跋多则，则凸显出稿本传承的渊源有自；而清代“吴中七子”之一的文学家王昶(兰泉)针对稿本文章作了批校，其有关诗学观念的评点颇具文学批评特质。所有这些，对于深入了解王鸣韶生平交游、文学创作以及诗学观念等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笔者拟对《鹤谿文稿》的相关情况略作考辨，并努力发掘其中包孕的文献价值和文学史意义，以就正于方家。 一、王鸣韶及其《鹤谿文稿》概述与清以来学者的批校题识 王鸣韶(1732-1788)，字鄂起，原名廷鄂、字夔律，自号鹤谿子，嘉定人，是清代较为著名的藏书家、书画家和文学家。诗宗眉山、剑甫，为“江左十二子”之一，著有《逸野堂文集》、《竹窗琐碎》等。钱大昕所撰《鹤谿子墓志铭》详细记载其生平事迹，可知他“性落拓，澹于荣利”，“好为诗古文，兼工书画”，富于藏书，“生平喜钞书，所收多善本”，并且留心搜访乡邑文献③。 湖南省图书馆藏《鹤谿文稿》稿本四册，不分卷，王鸣韶撰，王昶批校，钱大昕、朱春生、汪照、叶德辉、叶启勋题识。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偶有二十二或二十三字者)。墨笔楷书，所用稿纸或为印有黑色版框的稿纸(左右双边，单鱼尾)，或为纯白宣纸，其中亦杂有已刊入他人文集或其他书籍中的王鸣韶撰写的序跋文章。这些序跋为刻本形态，当为《鹤谿文稿》编撰时直接从他人文集或书籍中移入。从所用稿纸的情况，可以判断文稿来源的原始状态，也进一步证实王鸣韶《鹤谿文稿》的原创性。稿本收录王鸣韶撰写的各类文章192篇，按目编次，共分24类，包括：“序”47篇、“记”28篇、“书”19篇、“论”9篇、“议”1篇、“说”2篇、“考”4篇、“跋”20篇、“书后”9篇、“传”7篇、“问”1篇、“赋”2篇、“疏”2篇、“论”2篇、“书事”2篇、“碑”1篇、“墓志铭”15篇、“墓表”2篇、“塔铭”1篇、“行述”4篇、“事略”1篇、“像赞”3篇、“哀辞”2篇、“祭文”6篇，另有附录2篇。从稿本中文章的文体看，《鹤谿文稿》大多为应用性文章，其中以“序”、“记”、“书”、“跋”、“墓志铭”为夥，共有129篇，占了文章总数的67%。 《鹤谿文稿》编纂成集以后，颇受历代文人学者和藏书家的重视。许多学者或对正文内容进行品评批校，或为其撰写序跋、题识，既丰富和完善了稿本的内容，又为深入了解《鹤谿文稿》的编纂传承、正确理解正文内容提供了线索，指明了方向。 《鹤谿文稿》的批校题识数量较夥，形式多样。既有学者、藏书家出于介绍稿本渊源、阐述稿本特质等撰写的题识序跋，也有基于文本本身进行文学品评鉴赏，富于批评特性的各类评点；既有着眼于文字校勘的批校，也有表属各种增删改补的圈点。仅就评点形式而言，就有眉批、尾批和补记等多种方式。经粗略统计，《鹤谿文稿》共有各类批校题跋100多则，其中题识序跋6则，正文处眉批21则，尾批补记9则，旁批数十则。 稿本的题识序跋因大多署有姓名，序跋作者清晰明了，包括钱大昕、朱春生、汪照、叶德辉、叶启勋等著名学者，但《鹤谿文稿》中的批语则很多未能明示，尚须略加考查。这些批语的作者除有明确署名外，如《昭庆寺修建记》文末的尾批补记明确题有“乾隆壬寅二十一日述菴昶书于鸳湖舟次”字样，知此条尾批补记出自清代文学家王昶之手；其他的应当主要出自汪照之手，其中《华萼堂记》明确注明“汪照拜读”，而大多数批语则没有注明。关于这一问题，汪照在作于戊申二月三日的题跋中已明确提及自己评点《鹤谿文稿》之事： 新岁酬应纷如，读一篇未竟，辄有冗事扰之。今连两竟日门稀剥啄，始得焚香卒业，间出己意，时附评语于后，特余之于古文，如扪烛扣槃，毫未有当，为可愧耳。 汪照在题跋中交待了自己在“新岁酬应纷如”之空隙，花费“两竟日”阅读《鹤谿文稿》的状况，并加以品评，“间出己意，时附评语于后”。由此可知，汪照当为《鹤谿文稿》评语的主要作者。另外，叶启勋在1919年(己未)的题跋中又明确断言：“篇末评语则为汪手批，眉上评语验其字殆亦兰泉、少山手笔。”这说明篇末的评语主要出自汪照之手，而眉批则又出自王昶等人之手。 《鹤谿文稿》的批校概括言之，有如下几类： 1.富于文学批评特征的评语。《鹤谿文稿》中富于批评色彩的评点主要体现在眉批和尾批补注上，数量虽不算特别多，但从内容看，大多为切中肯綮之评，且多有见识，富于理论色彩。或借题发挥，直抒己见，如《谢洯源诗序》眉批： 诗有汉魏六朝，又有唐之盛、中、晚，宋之南、北，如味之为五，音之为七，盖运会风气使然，不可以偏废，使必出一家，是犹强好甘者而食辛、强酸者而食苦，其可乎？使必出于一家，是犹用官而废徵、用徵而废商，又可乎？好汉魏即学汉魏也可，好唐宋即学盛唐也可，其他皆类是。盖嗜好所在，即情性所在。言诗者绌人之性情以就我之性情，天下无真性情，又安有真诗乎？明中叶以后，举世耳食何、李，不惜舍性情以从之，是以无当于风雅之正，彼颛之焉。墨守宋元，以绌彼伸此，其于方隅之见一而已矣。 此处以谢洯源的诗歌特征为出发点，然后以“味之为五”、“音之为七”来分析诗之有汉魏六朝、盛唐、中唐、晚唐、北宋、南宋之区别，强调学诗不可偏废，要博采广收，兼容并蓄，阐发性情，“嗜好所在，即性情所在”，“天下无性情”，即无真诗，并对明中叶文学复古派“前七子”代表人物李梦阳、何景明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举世耳食”，“不惜舍性情以从之”的现象予以批评，认为其“无当于风雅之正”，极具理论色彩。又如《书韩文公答刘秀才论史官书后》尾批：“尽信书不如无书。记注、实录之编，其忌讳迁就，盖不少矣。古来国史已未可凭，何况野史乎？‘据事直书’一语，正非易易，安得促膝对谈，缕陈其故乎？”亦是从“记注、实录之编”，“忌讳迁就”之语不少的现实出发，强调“国史已未可凭”，野史更不足信，从而得出“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观点，用此来反证《韩文公答刘秀才论史官书》能“据事直书”，颇为不易，推论严密，观点鲜明，可自成一说。或阐述文章作法，品评优劣得失。如《宋绍兴十八年进士题名记》眉批：“宋史有传者，其传略叙，无传者，须详书其人。”以《宋史》传记为参照，肯定《宋绍兴十八年进士题名记》一文在文章作法方面的详略处理策略；《书柳柳州〈论语辩〉下篇后》一文“盖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夫子阐之以垂教万世，一气相承，一心相印也”处眉批“忽作一束，作文章法，简劲得自南丰”，指出该文行文简洁，文章作法得自北宋散文家曾巩；《子妇诸氏行述》中“母有淑德而后家有良子，苟礼仪不修，起居不慎，安冀有贤子姓哉”一段眉批“神韵似熙甫”，指出王鸣韶为儿媳所撰行述一文与明代归有光的散文作品神似，高度肯定了作品情真意切的成就。又如赞扬《答诸雪堂书》一文“议论透辟”、“淡古”、“抑扬顿宕，笔如游龙”；批评《元至正十年山东乡试题名记》一文“乡试殿试一段不必”，指出《程容与先生传》一篇重出“当删此而存彼”。诸如此类，均属批评性评语。 2.补充与正文内容相关的资料或阐释正文内容的批语。与正文内容相关的资料性批语乃批点者根据自己耳闻目见的故事所作的补充，这类批语主要见于尾批之中。如《昭庆寺修建记》文末有“乾隆壬寅腊月二十一日”王昶的尾批补记： 学公精持秽迹《金刚经》，往往有神验示灭。时大暑，阅三日，入龛，肤革润泽如生，蝇蚋不敢集其体。先是乾隆庚申秋，城中大疫，去寺数十步，有鬻菽乳者，疾甚。所居临街肆，以秋热夜启窗不闭，窗下有席，席上置油灯。夜半，灯垂烬，群鬼皆集，与病者嬲之不置，方窘苦无如何，忽有金色臂从窗中入剔其灯，鬼见之骇散，其人因以获安。久之渐愈，能行入寺中，见学公方坐廊下，谓之曰：“若大病，今全愈否？”其人曰：“和尚何以知之？”公曰：“汝不记某夜烦苦时，我为若剔灯烬耶？”其人大惊，曰：“和尚真活菩萨也。”搏顇致谢而去。以上二事，通侯先生尝为余道之，迄今盖三十馀年矣。附书于此，以补记所未及云。 《昭庆寺修建记》主要记述了昭庆寺的修建情况，但于昭庆寺有关的传闻未能有详细记载，王昶根据自己三十馀年前的闻见予以“补记”，大大丰富了正文的内容，亦可作志怪传奇读之。又如《华萼堂记》一文，乃汪照请王鸣韶为其华萼堂所撰之文，汪照在文末亦以尾批形式补充相关背景资料： 余既辟华萼之堂，欲作箴以自警，而并以训我子孙，牵于冗俗，未暇为也。先生能善道人意中事，文笔尔雅，亦可法可传，余华萼之堂将藉是文以不朽矣。 汪照的批语对于理解文章的创作背景具有重要价值，也高度赞扬了王鸣韶之文的艺术成就。同样，《与诸雪堂》一文关于“治心”问题的讨论，联系《朱子语类》关于天理、人欲之观念进行，在尾批中引用其兄王鸣盛(别字西庄)之语来补充文章内容：“西庄曰：动静交养，知行并进，诚明互执，敬义夹持，正与朱子之意合。”亦属此类批语。 当然，也有些批语主要针对正文内容进行阐释，如《萧何论》一文关于“何不于釁端未启之先，教信以樽节退让，可释疑忌”一语，眉批称： 高祖猜忌疑信久矣，吕后窥见其意，故锻炼此狱以成之。高祖未至而先诛，要知非高祖不欲居诛戮功臣之名，而假手于吕后耶？鄼侯颂系之馀，亦惴惴恐不得免，开陈其功，械系以竢，似非知当日情事者也。 《萧何论》中认为萧何未能在争端兴起之前，让韩信约束退让以释疑忌，而批语则联系“高祖猜忌疑信久矣”的历史事实，针对正文观点进行反驳，认为其“似非知当日情事者”，批驳有力。同样，《陈东论》一文认为“古来大奸慝能善其终者，李林甫、秦桧而外，殆无几人也”，但其眉批却引吕惠卿之事，称“吕惠卿再入拜军，至八十馀卒”，反驳了正文观点。针对《陈东论》中“陈恒弑君，有请讨之告”一句，眉批亦解释称“陈恒弑君时，孔子在鲁，故有请讨之举”云云，都属于阐释性批语。 3.品评文章优劣、鉴赏艺术高下的批语。有些批评者虽未直接写出评语，却在每篇文章后分别标注“上”、“次上”、“次”带有明显品评意蕴的字样，以表达自己对文章优劣的看法。《鹤谿文稿》中这种方式的品评出自清代学者朱春生之手。朱春生在丙午春三月三日的题跋中有所说明： 每篇尾注“上”字、“次上”字，皆必存之作，但注一“次”字者，在可存不可存之间，浅陋之见，知不足当万一也，付之一笑而已。 朱春生将王鸣韶的文章分为“上”、“次上”、“次”、“次次”四类。笔者统计，《鹤谿文稿》中被评为“上”的文章19篇，“次上”的文章60篇，“次”的文章62篇，“次次”的文章1篇，还有52篇文章则未予品评。被评为“上”等的文章包括《玉山名胜集序》、《送秦复山赴任绍兴太守序》、《元至正十年山东乡试题名记》、《重建陆清献公祠堂记》、《药州图记》、《太仓州钟楼铜钟记》、《与诸雪堂》、《与钱竹汀简》、《答曹檀济师》、《萧何论》、《侍命一篇赠钱可庐》、《范文正公学术事业考》、《咸林郑地考》、《郡县考》、《书龟巢集后》、《张南华先生传》、《程容与先生传》、《候补员外郎福建崇安县知县幔亭陆公墓志铭》、《滕县知县玉亭程公墓表》等文章，而被其认定为“次次”的文章是《记石先生语》一文。朱春生之品评，在评定等级后，都钤有“春生”朱文方印，以标示评定者。但就其品评的整体情况看，朱春生对王鸣韶的文章多以“次上”、“次”视之，可见其评价并不算高。这种评价是否准确？诚如他本人所言，“浅陋之见，知不足当万一也”，这或许确非谦辞，其中除少数文章品评得当外，大部分文章还是有失偏颇的。 4.以校勘为主的批语。《鹤谿文稿》的批校中，批抹、删改、校补之处甚多。相对于那些以理论批评见长的批语，这些批语侧重于“校”，包括对稿本文字的增、删、改、补等多种形式，基本保持了稿本的原始状态。或增补文字，使句意更为明确。如《篆书孝经序》中“唐之李谌、李阳冰、徐锴，宋之徐铉、郑文宝”一句，在“徐锴”二字前添“南唐”二字，补充确切的时代，以与前后文字对应；《息关先生释疑录序》中“亦先用功于佛，久之而无所得”一句，在“而”字后增补“谓其”二字，以补充遗漏，虽此句增补前亦能读通，但增补后句意更明晰。而在有些文章中，文本存在明显的文字缺漏，如不加增补，则意思不连贯，只有通过批校文字的增补才能得以有效理解。如《赠族孙漪文序》中“因推本于先世之德以赠之使而皆念其先也研存之家风其不坠矣”，此句语意不通，显有阙漏。批校则增补为：“因推本于先世之德，书以赠之，使予宗人而皆念其先也，研存公之家风其不坠矣”，得此增补，句意明确许多。或删除繁冗，精炼文句。如《陈东论》中的一段：“今日读之，犹想见其节概，然而君子之于天下也，当为有用之用，勿为可名之名。吾以有用之身，必当权于实用，无务乎空言，而屡试于危地。”此段文字繁复冗长，语意有重复之处。批校将“为有用之用，勿为可名之名，吾”以及“必当”数字删去，变得更为精炼：“今日读之，犹想见其节概，然而君子之于天下也，当以有用之身权于实用，无务乎空言，而屡试于危地。”经此删改，该段文字行文更加简练，语气更为顺畅，而语意也未有损伤。或校改错讹，疏通文句。有些批校是校改明显错讹的，如《郁无文加编录后序》中“雍年三年”校改为“雍正三年”。有些则是根据表达语气的需要进行校改，如《郁无文加编录后序》中“非亲民之父母，谁责哉”一句将“哉”校改为“乎”，《玉山名胜集序》中“可为深慨哉”一句将“哉”校改为“矣”，《长生指要序》中“人生寿不过百年，何为以有限之精神，易尽之岁月施于功名富贵”一句将“何为”校改为“乃”等，均属此类。而有些批校则通过调整文字前后顺序，使语句更为顺畅。如《唐抡三青藜馀照集序》中“宜其卷帙之多而益博，而益精善矣”一句，批校中将“精”字提到第二个“而”字之前，变成“宜其卷帙之多而益博，精而益善矣”，改易一字，而语句顺畅许多。 《鹤谿文稿》中附带的这些批校文字，虽形式零散，随文而批，但通过考察其具体内容，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这些批校文字对于《鹤谿文稿》的文本定型和文集编纂具有重要的校勘学价值；其中藏书家关于稿本传承的题识序跋对于了解《鹤谿文稿》的传承演进更是具有明显的史料价值(详下文)；至于那些富有理论色彩或补充阐释性的批语，不但有助正文内容的理解，还具有重要的文学批评史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