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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识结构差异与言说方式之异 社会政治身份不同，则境遇有别，所思所感不同，则言说的主题话语有别。与身份相应，文学主体所具有的不同知识结构，也会直接带来其审美取向及话语方式的差别。仅以社会身份相同的诸侯王宾客为例，枚乘和司马相如同样是梁孝王宾客，都是汉赋大家，但由于两人各自所具有的知识体系不同，因此其文学言说的主旨及话语方式明显具有自身知识素养的痕迹及特征。 《七发》是枚乘的代表作，也是汉大赋的开山之作。作品以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探望起笔，以吴客与楚太子的对话谋篇。吴客认为，楚太子的病是“久耽安乐，日夜无极”“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安”[2](p.478)造成的，太子“肤色靡曼，四支委随，筋骨挺解，血脉淫濯，手足堕窳；越女侍前，齐姬奉后；往来游宴，纵恣于曲房隐间之中。此甘餐毒药，戏猛兽之爪牙也。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2](p.479)，即使是扁鹊、巫咸内外同治，也无济于事。此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2](p.479)，但却可用“要言妙道说而去之”[2](p.479)，于是，为了医治太子的病，吴客先后“说七事以起(启)发太子”[2](p.478)。对于吴客所讲的前几件事，诸如赏天下至美之音、品天下至美之食等，太子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兴趣，当讲到田猎盛况和曲江观涛的壮阔时，太子面有起色，但由于体力不支，太子表示还是无法参与。于是吴客建议“将为太子奏方术之士，有资略者”[2](p.484)，为太子讲述“天下要言妙道”[2](p.484)，闻听此言，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2](p.484)文章鲜明表达了对奢侈享乐、纵欲无度生活的否定。吴客指出：“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安者，伤血脉之和。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蹷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2](p.478)过度奢侈享乐乃是对生命的戕害，因此，吴客提倡楚太子养生贵生。吴客向楚太子推荐“方术之士有资略者”“使之论天下之释微，理万物之是非”，阐述“天下要言妙道”共六人——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蜎、詹何，其中的四人是黄老道家人物，即庄周、魏牟、便蜎、詹何。这四人中，庄周是先秦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他三人，魏牟、便蜎、詹何也是黄老道家学派的重要学者。 魏牟即《汉书·艺文志》中《公子牟》的作者。《汉书·艺文志》原注曰：“魏之公子也。先庄子，庄子称之。”[4](p.1730)公子牟是魏之公子，亦称魏牟，封于中山，故又称中山牟。《庄子·让王》云：“魏牟，万乘之公子也，其隐岩穴也，难为于布衣之士。虽未至乎道，可谓有其意矣。”[10](pp.980-981)他弃万乘公子之荣华，身隐岩穴之间，虽未能完全忘却“魏阙之下”的荣华梦，“未至乎道”，《庄子》对他修道的程度也并不完全认可，但其按照黄老道家的理念修身养生，已是寻常世俗中人难以想象的。魏牟有过万乘公子之荣华，又转向岩穴幽隐的人生，表现出明显的黄老思想，所以，《七发》的作者假托他的形象为楚太子讲述人生体会，似乎更有针对性。 《庄子·秋水》载，魏牟批评公孔龙曰： 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犹欲观于庄子之言，是犹使蚊虻负山，商蚷驰河也，必不胜任矣。且夫知不知论极妙之言而自适一时之利者，是非埳井之蛙与?且彼方跐此黄泉登大皇，无南无北，奭然四解，沦于不测；无东无西，始于玄冥，反于大通。子乃规规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辩，是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独不闻夫寿陵余子之学行于邯郸与?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今子不去，将忘子之故，失子之业[10](p.601)。 魏牟批评说，公孙龙谈论庄子，就像井蛙谈论大海，无异于“用管窥天，用锥指地”，甚至于像邯郸学步那样，新的本事没学到，原有的能力也丧失了。从他的言论中可以明显看出对庄子乃至黄老思想的坚守与阐述。 便蜎即《汉书·艺文志》所载之《蜎子》的作者。《艺文志》注曰：“名渊，楚人，老子弟子。”[4](p.1730)据此注释，当以蜎为姓。蜎渊或作便蜎、蜎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