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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选》舍扬雄《蜀都赋》而选用左思《蜀都赋》，有选家的学术与政治考虑，也有现实社会的需求。《文选》左思《蜀都赋》注有扬雄《蜀都赋》11则，注者对扬雄《蜀都赋》文字采取了各种处理方式，以合注文文本之地位与左思《蜀都赋》之文旨，体现了注者对《文选》注文与正文文本的特殊考虑。这在《文选》中呈现出正文文本、注文文本、二者合成的新文本三个文本世界，体现出特殊的文本层次。扬雄《蜀都赋》的“经典化消减”与左思《蜀都赋》的“经典化进程”，皆与此有关。 关 键 词：《文选》/《蜀都赋》/文本层次/经典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汉魏六朝集部文献集成”(13&ZD10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桓谭与两汉之际的学术与文学”(14FZW024)。 作者简介：孙少华，男，河南周口师范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汉魏六朝文学文献学。 《文选》研究主要集中在版本、校勘、训诂、编纂、传播等方面，无论是对正文文字还是注文文字的解读，都限定在单一的某一个文本层面，较少有对正文、注文以及二者形成的综合文本的考虑，尤其缺乏对这三种文本造成的阅读与审美体验的分析。 《文选》选家、注家，对所选文本、注本皆有不同的学术考虑。如《文选》选用左思《蜀都赋》，有选家的学术与政治考虑，也有现实社会的需求。左思《蜀都赋》注引扬雄《蜀都赋》十余条，其文字与扬雄赋原文存在差异，说明《文选》注者在引扬雄《蜀都赋》时对正文文本、注文文本皆有注家之考虑。通过分析注者对引文文字的处理方式，还可以看出选家、注者不同的学术态度导致的文本层次、文本世界与其多系统性问题。 一、《文选》弃扬雄《蜀都赋》而录左思《蜀都赋》之分析 刘咸炘《文学述林》称：“京都之体最后，而乃以为首，此盖文士之见爱其篇体广博耳。”[1]“京都”之内，左思《三都赋》在班固《两都》、张衡《二京》之后，可见选家对左思《三都》之重视。然在班固、张衡之前，早有扬雄《蜀都赋》，《文选》未录扬雄《蜀都赋》，而收录了左思《蜀都赋》，其原因值得探究。 扬雄《蜀都赋》，不见于《汉书·艺文志》与扬雄本传，亦不见于《文选》、《隋书·经籍志》。后人多以其晚出而怀疑并非扬雄手笔。谢灵运《山居赋》自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后汉书》李贤注、《文选》注、《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皆曾引扬雄《蜀都赋》，北齐司马子如曾注扬雄《蜀都赋》。此证南北朝时期，扬雄《蜀都赋》流传甚广。 扬雄《蜀都赋》为单篇文章，《汉书》、《隋书》未著录，尚可理解。萧统《文选》不录，就值得思考。扬雄《蜀都赋》约成于汉元帝建昭五年(公元前34年)[2]257，班固《两都赋》约成于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2]399，张衡《二京赋》约成于汉和帝永元十七年(105年)[2]455，扬雄《蜀都赋》成篇时间，较之二者已逾百年之上。《文选》选录了更晚的左思《蜀都赋》，而未选扬雄《蜀都赋》，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作品时代延续性的原因。班、张京都赋，皆写两汉都城长安、洛阳，左思所写，则是紧承两汉之后的三国京都，时间上具有连续性，地理上具有广泛性，而扬雄笔下的“蜀都”，并非“近汉之世”的京都。第二，政治上的考虑。《文选》选择作品，以京都为首，显然具有政治考虑，而扬雄《蜀都赋》中的成都，政治中心的地位不高，故此赋政治意蕴不浓。而班、张、左京都赋则不然，尤其是班固赋后《白雉诗》，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第三，历史正统观念的考虑。左思《三都赋》写魏、蜀、吴京都之繁荣，实为夸耀西晋之正统，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说：“左思于西晋初吴、蜀始平之后，作《三都赋》，抑吴都、蜀都而申魏都，以晋承魏统耳。”[3]进一步而言，南朝诸代皆承晋绪，萧统《文选》选择京都赋作品，为避免不必要的历史误解，自然会避开将扬雄《蜀都赋》列于《选》首的情况。第四，文学上的思考。自东晋李充确立甲、乙、丙、丁四部之别，集部意识逐渐明显；南朝刘宋时期立儒学、文学、史学、玄学“四学”，文学独立于儒学的意识逐渐清晰，至萧统编选《文选》时期，会更多注意作品的文学性。扬雄《蜀都赋》主要是对山川、河流、物产、民俗等的概括性介绍，文学色彩较弱于左思《蜀都赋》，左思《蜀都赋》的文学色彩尤其是骈俪句式的特点，远远重于扬雄《蜀都赋》。 综合起来说，《文选》对不同体裁的文章篇目有所考虑，对同一体裁同题篇目之取舍亦有历史与文学思考。除此而外，《文选》取左思而弃扬雄，还有对左思《蜀都赋》文学影响较大与“厚今薄古”的人文思考。 左思《蜀都赋》的流行，有很大的外部因素的影响。按照《世说新语》记载，左思《三都赋》初始并不为人所重，后张载建议他访皇甫谧作序，方为人所知。《晋书》的记载更为详细：左思《蜀都赋》初成，“时人未之重”，左思“自以其作不谢班张，恐以人废言”，就请当时著名的三个学者为《三都赋》作序或注，皇甫谧“为其赋序”，“张载为注《魏都》，刘逵注《吴》、《蜀》而序之”。刘逵对《三都赋》吹捧过甚，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将其置于司马相如、班固与张衡赋之上：“观中古以来为赋者多矣，相如《子虚》擅名于前，班固《两都》理胜其辞，张衡《二京》文过其意。至若此赋，拟议数家，傅辞会义，抑多精致，非夫研核者不能练其旨，非夫博物者不能统其异。”[4]2376第二，认为左思赋乃“近世”“明物”之作，将其比拟于胡光、蔡邕之作，“世咸贵远而贱近，莫肯用心于明物。斯文吾有异焉，故聊以余思为其引诂，亦犹胡广之于《官箴》，蔡邕之于《典引》也。”[4]2376其后，卫权“为思赋作《略解》”，张华将其比作“班张之流”。这五个学者，可以说是西晋文学翘楚，经其推荐，《三都赋》遂“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而陆机与陆云论左思《三都赋》，并读赋后“绝叹伏”。诸如此类的文学造势，是左思《三都赋》迅速被社会所知的最大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刘逵对“中古以来为赋者”的否定，以及对左思《三都赋》为“近世”“明物”之作的肯定，其中包含着两层含义：第一，左思《三都赋》属于“近世”即晋代之新创作，较“中古”辞赋家成就为高。第二，与汉赋“明物”相比，左思《三都赋》具有“明”“近世”之“物”的作用，尤其是“世咸贵远而贱近，莫肯用心于明物”，直接提出了左思《三都赋》在“明物”上的新突破。刘逵对当时“贵远而贱近”的文风提出批评，认为左思《三都赋》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是“近世”之作，明显具有强调“厚今薄古”的政治色彩。这种对左思《蜀都赋》文学影响与历史定位的评价，不能不对《文选》编者产生深刻影响。 本来，《文选》选左思而舍扬雄之后，左思《蜀都赋》作为《文选》中一篇，与《文选》整个文本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唐代六臣注《文选》，又引扬雄《蜀都赋》文字，将其胪列于左思《蜀都赋》文字之下。这在扩大读者阅读眼界的同时，又将包括扬雄《蜀都赋》在内的一个个独立文本引入《文选》正文文本之下，割裂了读者对《文选》正文文本的完整认识。但毋庸置疑的是，注者为了保护《文选》正文文本的完整性与主体地位，会在有意无意间对注文文本的文字进行相应的处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