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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文文本造成的文本层次与“经典化” 选本、注本构成的不同文本世界，给读者带来了不同的视觉冲击与阅读体验。鲁迅先生说：“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博览群籍，采其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集，一法也，如《文选》是。”又说：“读者的读选本，自以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笔的精华的，殊不知却被选者缩小了眼界。”[5]结合鲁迅先生的说法，可知《文选》文本的影响力大致有两个向度：第一，蕴含着选者的文学观念。第二，限定了读者的阅读视野，甚至影响了读者的阅读判断。更进一步分析，《文选》文本，其实具有两个阅读程序，即选者初始阅读后的判断与选择、读者在选本基础上的二次阅读与再认知。这样看的话，选者面对的是一个更为广阔的文本世界，而选本阅读者面对的是高度“浓缩”的文本世界。文本世界的不断缩小，会影响阅读者的欣赏范围与价值判断。或者说，阅读者受到了选者文学思想的影响，对文学作品与作家的认识，就具有很大的片面性。 但随着选本影响力的不断扩大，这种片面性也会受到文学内在规律的作用而得以补偿。注释文献，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文选》中注释文字的出现，丰富了单一的选本世界，从而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选本、注文以及二者重新组合而成的文本世界。选本给读者带来的阅读限制，在注文中得到了相对全面的补充；二者结合而成的新文本，就起到了“纠偏”的作用。这就是说，选本正文、注文形成的不同文本世界，扩大了阅读者的眼界，改变了最初读者对选本正文可能产生的误读。 左思《蜀都赋》注引扬雄《蜀都赋》，给人们带来的首先是视觉上的层次感。正文文本与注文文本，会形成不同的“阅读层次”。《文选》左思《蜀都赋》注，通过不同方式引扬雄《蜀都赋》，形成了三个不同的文本世界：左思《蜀都赋》正文大世界、扬雄《蜀都赋》注文小世界，以及二者合成的新的文本世界。读者在阅读左思《蜀都赋》时，会自然而然形成对这三个文本世界的不同关注，从而获得不同的知识信息、文本感受与审美体验。对于更高层次的读者来说，可能还会进一步产生对扬雄《蜀都赋》原始文本的回忆、联想与联系。这就在看似简单的文本阅读中，形成了三至四个不同的文本世界。左思《蜀都赋》属于正文，给人以辞赋“明物”之意义与文辞华丽之美感；扬雄《蜀都赋》属于注文，给人以知识补偿性解释的作用。二者形成的综合文本，形成了程度不同的“经典化”。扬雄《蜀都赋》原始文本，则与这三个文本世界保持了一定距离，显得貌似质木无文，成了一个不断被引用的“资料库”。 这种情况的出现，文学意义是明显的。一方面，扬雄《蜀都赋》引入左思《蜀都赋》注后，出现了明显的“去经典化”现象。为了避免注文弱化正文，左思《蜀都赋》注引扬雄《蜀都赋》时，大量采用了故意弱化注文文本地位的方式，以保证读者对正文的关注和正文文本的“经典性”。从这个意义说，注文文本具有不断“碎片化”、“经典消解化”的倾向。以左思《蜀都赋》注引扬雄《蜀都赋》为例，与其原始文本相比，《文选》中的左思《蜀都赋》注引扬雄《蜀都赋》，存在截取、节录、直接引用或化用等不同方式，使得注本扬雄《蜀都赋》与正文左思《蜀都赋》在文字、意义上具有了很大的趋同性，从而保证了阅读者可以很快把握正文文字的出处与含义。对于左思《蜀都赋》注引扬雄《蜀都赋》来说，虽然这种文本事实上已经是被“碎片化”的次生文本，但对于不熟悉扬雄《蜀都赋》原始文本的读者而言，注文中的扬雄《蜀都赋》，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完整文本。由于左思、扬雄《蜀都赋》篇幅都较长，如果阅读者在读左思《蜀都赋》的时候，再回头读扬雄的《蜀都赋》，就很容易产生阅读疲劳。如此，注文中的扬雄《蜀都赋》，就成了读者了解其文本内容与意义的主要渠道。而左思《蜀都赋》正文文本的遮蔽作用，会逐渐消解读者对扬雄《蜀都赋》完整文本的阅读欲望。长此以往，扬雄《蜀都赋》就不断被“去经典化”，并逐渐远离文本中心，成了文学文本注文、类书引文的材料来源。 另一方面，左思《蜀都赋》出现了不断被“经典化”的倾向。《文选》选家将左思《蜀都赋》从大量辞赋作品中选择出来的时候，第一次缩小了读者的眼界，但却使得左思《蜀都赋》文本具有了“经典”意义；扬雄《蜀都赋》被引入左思《蜀都赋》后，又一次衬托、提高了左思《蜀都赋》的“经典”地位。这就是说，一部作品的“经典化”过程，必然同时伴随着其他“经典作品”的“去经典化”。另外，这种“选本”中的“注本”，又成了一个个独立的“选本”，造成了“选本”中有“选本”的文本面貌，使得文本的层次更趋复杂，给阅读者带来了更多、更新的阅读喜悦与审美体验。 当然，注文文本的负面作用也是存在的。注家对引文各种复杂的处理方式，有遮蔽正文与注文血肉联系的作用，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正文与注文引文、正文作者与注文引文作者之间联系的完整性。从注家作注的目的——疏通证明来看，对引文的种种节略处理，恰与其目的相悖，至少是部分相悖。由于这个矛盾，注家对注文引文的处理，尽管有利于正文的传播和正文的经典化进程，但这种积极作用是以割裂引文与正文的鲜活联系为代价的，因而注本就包含着消极性，是扭曲的。注文对正文的积极作用也得到了一定的消减。另外，注文文本割裂了正文文本的完整性，滞碍了读者的阅读进程，打断了读者对正文的持续性关注和连续性思考。尤其是较为繁复的注文材料，会迟滞读者对注文的阅读并使其恋栈于注文文本，从而分散读者对正文的注意力⑦。 综上所述，《文选》选用左思《蜀都赋》、舍扬雄《蜀都赋》，将扬雄《蜀都赋》“逐”出了“经典”位置，客观上突出了左思《蜀都赋》的经典地位。然而，《文选》注者在左思《蜀都赋》中引入扬雄《蜀都赋》后，一方面突出了左思《蜀都赋》的经典地位与“主体文本”价值；另一方面也建构了扬雄《蜀都赋》等不同的“次生文本”，丰富了整体文本的层次性与系统性，并给读者带来了不同的文本世界与阅读体验。进一步而言，注文性质差异，呈现出文学、经学、史学、子学文本共存共生的文本层次与世界，客观上起到了类书的作用，甚至是一部经、史、子、集经典作品的“缩微版”。这对于研究集部独立之后，如何从经、史、子学中汲取文学素材与营养，成为独立的门类，提供了一个有益的研究思路。同时，本文的研究方法，还可以推广至经、史、子部典籍，为深入挖掘四部典籍中的文化价值提供借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