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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个独特的例子：诗如何成就生活事实 诗是从生活中剥离得最彻底的语言形式，相对诗而言，小说和散文剥离得没有这么彻底。正由于它剥离得彻底，所以我们一般只在诗中寻找纯心灵的东西，它保存着最心灵化的记录。但是诗也可以是生活，从诗里我们能够找到生活的踪迹。然而，从诗中可以考证出实际生活来吗？往往不能。但一个极端的相反例子是陈寅恪创立起来的。——在这儿，我们只能说创立，因为只有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才存在着这么极端的以诗证史，而不是以史证诗。以史证诗易，而以诗证史极难。今人屡屡出现承接以诗证史手法者，与陈寅恪的手法高下不可相提并论。 以《柳如是别传》第二章“河东君最初姓氏名字之推测及其附带问题”为例。陈寅恪首先指出“明末人作诗词，往往喜用本人或对方，或有关之他人姓氏，明著或暗藏于字句之中。斯殆当时之风气如此，后来不甚多见者也。今姑不多征引，即就钱柳本人及同时有关诸人诗中，择取数例，亦足以证明。……”⑤这一条理据极为重要。此为诗史互证的重要部分：诗与人的经历有关。这在唐诗中是不可想象的。李白：“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仅见汪伦人名而已。而明末人的游戏习气却可以提供某些史料，这必定是诗发展到一定阶段才有的事情。诗不仅吟情，而且记事(清人喜排律，但并不一定可以做史料用)。这是其一。其二是游戏习气。这两条，可以提供某种佐证，但对于判断者来说要求却很高，一是对当时其他史料的熟悉度要高，二是诗词修养要高。判断者既要是史家，也是诗家。这一点陈寅恪正好具备。当然，仅有上面两条准则尚不足以从诗词中推出哪首与柳如是有关，哪首不是，还必须涉及相关人物复杂的生活经历，而如何选择哪条生活经历又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惊叹陈寅恪的诗才和史才。这种以诗证史方法以实证为基础，但不完全是实证，在实际证据缺乏之处，我们是允许做可能性的推测的，陈寅恪在做这样的推测时往往多重材料参证，在似无可证之处依然提出让人信服的证据来，在《柳如是别传》中呈现的是如此精致的考证让人极为惊叹。 比如，有关河东君(柳如是)少年时的事迹的资料比较少，有些材料还是以诋毁为主，陈寅恪如何处理这些材料的呢？以王沄为例。 乾隆修娄县志二五王沄传略云：“王沄字胜时。幼为陈子龙弟子。处师生患难时，卓然有东汉节义风。以诸生贡入成均，不得志。著有辋川稿。” 李叔虎桓耆献类征初编四四四顾汝则传，下附王沄事迹，引章有谟笔记略云：“陈黄门子龙殉难后，夫人张氏与其子妇丁氏居于乡，两世守节，贫不能给。王胜时明经沄常周恤之。”⑥ 记载者的个人事迹以及他与此事之关系，决定他如何记载这件事。事实往往掩盖在陈述的后面。但如果由此判断事实根本无法寻出，那不过是未深入材料的缘故。 上述两条可见王沄与张氏关系。王沄孙女嫁给陈子龙曾孙，这种姻亲关系更加让王沄憎恶河东君。不过王沄憎恶河东君并不是结为姻亲之后，而是一开始就对河东君不喜欢。想来也是自然。河东君是擅长诗词的名妓，以情与色迷惑子龙，自然让家庭不满。子龙夫人张氏是精明强干之人，为子龙选妾也只中意良家女子，必不喜河东君。河东君入子龙家也不会如意，而河东君禀性刚烈，也无法受气，所以很快就离开了陈子龙，另投他处。王沄与子龙家庭接近，故憎恶河东君可想而知。他出于尊师与尊亲(张氏)，不能提及此事，所以只是以诗词贬刺河东君。陈寅恪出一片爱护之意，说：“明季士人门户之见最深，不独国政为然，即朋友往来，家庭琐屑亦莫不划一鸿沟，互相排挤，若水火之不相容。故今日吾人读其著述，尤应博考而慎取者也。”⑦其爱护柳如是之情溢于言表。王沄直接言及河东君的材料有一则： 辋川诗钞四“虞山柳枝词”第一首云：“章台十五唤卿卿。素影争怜飞絮轻。(“影”及“怜”二字可注意)白舫青莲随意住，淡云微月最含情。”(“云”字可注意)自注云：“姬少为吴中大家婢，流落北里。杨氏，小字影怜，后自更姓柳，名是。一时有盛名，从吴越间诸名士游。”⑧ 去其讥讽，则可作为一则史料。 在这里，文学中的“真实”变成一个个的事件，我们不能说这是错的，因为我们同样没有根据这样来判断，但文学中的“真实”是如何成为生活中的事件的，却是一个独特的话题。从上面已经展开的理论阐述中，这个例子似乎是个反例。在这里，文学中的描述的确变成真实的事件。陈寅恪的分析让人叹为观止。这是一个最高级、最有难度的学术分析，兼通文史，而且不是一般的通，要兼有诗人才情、史家眼光、杂家广博以及超前意识(预流)，其中自然有从实证的角度来说过不去的地方，但作者可以用其他方面来补，审情度势极富创见，而又合情合理，只有大师才能做到。这就是卓越的学术范例。 然而，前面不是说，“真实”是文本解释的功能吗？这个例子中的“真实”最后就是变成了生活中的真实，这不是矛盾了吗？并非如此。“真实”既非是文学中的一场横祸，也非真实的事件，这里举的例子正好表明：文本中的一些描述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解释为生活中的事件。请注意这里做的工作是由文本通过解释转变为生活，不能得出这样的逆向推论：生活是文本的基石。我们变换一个角度会将问题揭示得更清楚：为什么其他的描述不能解释为生活中的事件，而这些可以？其中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只能说，陈寅恪提供了解释的周边情况(我们必须把明末之季的诗人游戏情绪视为这样一种周边情况，而不限于一些事件，比如子龙弟子王沄与子龙家的密切关联)，我们依据这些周边情况，可以对一些诗句描述做合理推测。——这里存在的完完全全是解释，而没有别的。即使关于柳如是的生活情况也是解释中得出来的。 “真实”，在文本解释的层面完全是伴随进去的。“真实”这一成分在文本解释中会随着文本类型的变化发生变动。我们对诗进行史的研究，其中一个隐含的维度就是对作者写作进行推测，而作者的写作对于文学解释工作而言永远处于另一端，它既是敞开的，又是隐匿的，我们不可能通过猜测作家心中之意来进行解释，而只能通过掌握的周边情况进行文本解释，并且，不同的周边情况构成不同的解释。比如，1949年后的三十多年时间里，文学理论观念是现实论，那么现实论就是一种最强的周边情况；80年代后，表现主义倾向抬头，主张内在心灵的优先性，那么表现主义成为周边情况的一个构成部分，虽然它不如以前的现实主义那样强大；新世纪以来，文类创新性写作开始占上风，那么文本的类型试验成为最强大的周边情况。在不同的文本类型中，“真实”的成分在其中是变化的。这一点从20世纪以来各种真实观的论争及其调和就可以看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