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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初盛唐的歌舞飞扬、笑逐颜开的胡姬形象不同，中晚唐的一些诗作中写到的胡姬形象往往充满幽怨的愁思。如：“手中抛下葡萄盏，西顾忽思乡路远。”(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心知旧国西州远，西向胡天望乡久。”(李益《登夏州城观送行人赋得六州胡儿歌》)等等。这些诗作生动地展现了胡姬那愁苦忧郁的心境，其神态展现的是一种难于言说的思乡之情。另外，无名氏的《琵琶》：“千悲万恨四五弦，满座红妆尽泪垂，望乡之客不胜悲。”(24)李贺的《龙夜吟》：“卷发胡儿眼睛绿，高楼夜静吹横竹。一声似向天上来，月下美人望乡哭。”(25)这些诗句更是把胡姬那望乡而泣的情态写得令人顿生怜悯之心。即使是岑参的送别诗中也有此类描写，如《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26)总的来说，诗人在写胡姬的悲凉，写她们表面华丽热闹、笙歌夜舞背后无家可归、有家难回的凄凉人生时，实际上是在慨叹诗人们自己的不幸命运，是他们在仕途失意、前途未卜的人生境遇中，对自我的影射式书写。他们借写这些异域的歌姬舞女的不幸人生来影射或委婉地表达自我遭受排挤、官场失意的命运。他们的内心往往愁苦难言，不禁感慨“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可见，书写胡姬的思乡愁情和凄惨命运，一方面表现了唐代诗人们对异域来到中原的胡姬们的同情，更多的则是诗人自我的失落心理的折射。 胡姬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唐代文人们对于自身矛盾处境所寻求的一个情感突破口或者心理平衡点。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唐诗对胡姬形象的书写，也印证了唐代胡风的兴盛以及整个社会对胡文化的推崇。而这种社会状况所折射出的，是基于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上，整个唐代社会的文化心理特点和情感倾向。 亨利·巴柔在《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中指出，“异国形象”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是社会集体想象物”(27)。对于唐代绝大多数人而言，西域是一个充满了神秘色彩的、遥不可及的地方，是一个无法亲历亲见的想象对象。胡姬是从西域来到中原的女性，她们在唐代诗人心目中代表的是异域文化，并为唐代诗人们对西域文化的想象提供了直观的依据，成为诗歌中的文化符号，一个存在于自身文化境遇中的文化“他者”，是中原王朝对异域文化的共同的集体想象。 胡姬所代表的是与中原农耕文化迥异的草原、游牧文化。由于西北地区草原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存特点，很难形成一种固定的、持久的、稳定的文化内容。但正是这种特殊的生存状态造就了草原游牧文化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一方面表现为与大自然的和谐一致，这种观念反映到人的性格上，就形成了率性自然、洒脱不羁的性格。另一方面，由于西域地理、历史的时空开放性，在其文化发展过程中，不可能形成某一单一的、主导的文化内容，并随时吸收了来自各个地区的文化，其中包括古代西方、中亚等地区的文化内容。这就造就了西域草原游牧文化的多元性特征。在这种多元文化影响下，形成了西域草原游牧民族的开朗直爽、主动热情的民族性格。这种民族性格显然与长期在相对封闭、固定的农耕文化中所造就的保守、含蓄的性格截然不同，对唐代那些长期浸染在中国传统文化、礼教道德中的文人士子们来说，显然十分新奇。因此，当他们以自我的农耕文化立场来审视草原游牧文化时，很自然地就被其感染和吸引。在创作过程中，他们大多数时候就会不自觉地把西域草原游牧文化想象成完全不同于中原文化的、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文化内容，因而把来自这一异域文化的胡姬塑造成一个个明朗美艳的、蓬勃向上的形象。进一步说，唐代的诗人们对于胡姬所代表的西域文化并不是仅仅抱持着一种好奇心理来看待和书写，而是带着一定程度的理性自觉意识进行文化审视。他们对西域文化的异质性表现出尊重欣赏的态度，也透露出唐代诗人在文化上的自我反思意识，从这方面来看，唐代尤其是初盛唐的诗人对自我与他者文化的思考视角显然不同于其他时代。简而言之，唐代诗人们在文学作品中塑造的胡姬形象反映了唐代文人们，甚至整个社会在面对异域文化时表现出的普遍的求新求异、大胆开放、崇尚自由、乐观进取的性格和心理。他们在自我文化立场上对他者文化的审视态度，是盛唐这个恢弘阔达的时代赋予整个社会的自信、豪迈的表现。胡姬形象之美恰恰体现在诗人塑造时身处其中的蓬勃向上的时代文化精神，是盛唐气象在诗歌中的表现内容之一。林庚说，“盛唐气象所指的是诗歌中蓬勃的气象，这蓬勃不只由于它发展的盛况，更重要的乃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2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