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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采用同题集咏是彰显“诗可以群”社会功能的需要 同题集咏是伴随着文人交际圈的扩大，由于群体的需要而产生的，彰显了“诗可以群”的功能。“诗可以群”是儒家诗学核心命题，孔子把诗看做达“仁”维“礼”的重要手段，重视诗歌的社会功能，而忽略其审美价值。《礼记·孔子闲居》孔子说：“诗之所至，礼亦至焉”，《论语·颜渊》“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都强调了诗歌的群体功能，使诗歌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士人通过学习诗歌来“治国平天下”，通过诗歌使群体成员之间互相交流思想，互动感情，同声相和以达到共鸣，同题集咏恰恰就是这一理念的彰显，在元初尤其明显。 元初短时间内爆发出这么多同题集咏，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遗民们希望借助同题集咏来含蓄地表达集体抗节的政治意愿，用同题集咏可以有效地发挥诗歌的群体功能，通过同一题目的诗歌交流，引起集体共鸣，以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同题集咏是元初遗民团结起来守住儒家道德底线的一种有效的政治手段。这是其他唱和形式无法达到的社会效果。 如越中诗社以“枕易”为题征诗竞赛排名，枕易顾名思义枕着《易经》睡觉，题目本身暗含了隐居不仕的民族气节，也满足了文人因科举废除而缺失的心理需要，同时含有集体守志抗节之意。 元初还出现了以“题汪水云诗卷”为题共有43人参加的一次同题集咏[22]4133-4139。参与者有：开先长老、赵焱、胡斗南、刘师复、罗志仁、孙鼎、彭淼、萧豳、萧壎、刘囦、刘丰录、萧璩、赵云、罗绮、张弘道、张时中、尹棐、萧克翁、祝从龙、夏天民、王祖弼、刘师复、戴仁杰、曾顺孙、刘震祖、秦嗣彭、李嘉龙、兜率长老、虚谷、熊仲允、萧炎丑、黄居仁、永秀、杨学周、萧灼、觉性、杨学李、叶福孙、祖惟和、黄圭、张嵩老、严日益、聂守真，得诗73首。 黄居仁“西风金掌吹清泪，落日铜驼折寸心。杜子但伤鹃花泪，苏台岂料雁书沉。”永秀“禾黍离离满故都，君诗读罢泪倾珠，”李嘉龙“南窗寄傲陶元亮，东海归来鲁仲连，”曾顺孙“禾黍离离悲故国，风沙漠漠渡长城，”刘囦“十年麋鹿恨，一卷杜鹃诗，”开先长老“归马迹漫燕峤雪，啼鹃血染楚城花，”刘丰录“锦囊万里诗一篇，字字丹心沥青血。”陶渊明、鲁仲连、杜鹃、禾黍等意象反复出现，通过对汪元量作品的解读，抒发了强烈的故国之思和兴亡之痛，基调悲壮沉痛，令人不忍卒读。亡国之际天道不存，亡的不仅是国，更重要的是道德精神上的灭亡。南宋赵文：“读汪水云诗而不堕泪者，殆不名人矣！”“独留此断肠泣血遗千古羞，与千古恨。”[23]187马廷鸾：“元量出《湖山类稿》求余为序，展卷读甲子初作，微有汗出。读至丙子作，潸然泪下。又读至《醉歌》十首，抚席恸哭，不知所云。”[23]186可见汪元量诗稿的遗民气节足以震撼人心，43人用同题集咏的方式与汪元量共鸣，亡国之悲惊天动地。李珏：“一日，吴友汪水云出示类稿，纪其亡国之戚，去国之苦，艰关愁叹之状，备见于诗，微而显，隐而彰，哀而不怨，嘘唏而悲，甚于痛哭，”[23]188汪元量随三宫北上，无时无刻不惦记宋王朝，与宋故官宫人在燕都唱和，极其思念故乡，可以说汪元量是宋亡后三宫北上的真实记录者，他的诗歌和杜甫诗歌一样具有“史”的价值，《湖州歌九十八首》、《越州歌二十首》、《醉歌》等都体现了史诗的特点。 李珏：“唐之事纪于草堂，后人以‘诗史’目之，水云之诗亦宋亡之‘诗史’也。”[23]188王祖弼“我辈恨生南渡后，道人啸出《北征》诗。”这些材料都指出了汪元量诗歌和杜甫诗歌一样具有“史”的价值，充满沉重的气息，哀怨之情溢于言表，这些评价客观公正。汪元量在宋亡之际随三宫北上，善鼓琴被世祖赐黄冠师，携琴渡易水上燕台，访遍中原壮丽山川，饱含热泪用真情实感记录了宋亡的悲惨经历，抒发了极度悲伤的亡国之痛与故国之思，读之使人落泪。这些情感引起了43位士人的共鸣，这次同题集咏是成功的，文人情感得以共鸣，板荡之悲，黍离铜驼之怨得到尽情抒发，引起了群体对故国的怀念，彰显了同题集咏“诗可以群”的功能。“诗言志”的功能也被很好地诠释，这是元初同题集咏的意义所在。 文天祥大都柴市就义引发了南宋遗民们的同题集咏，文天祥是遗民们的精神领袖，他深受理学影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迈诗句，激励遗民继续抗节守志。 《挽文丞相诗》：“宋丞相文公天祥，其事载在史册，虽使三尺之童，亦能言其忠义。”[5]52文天祥的名字在遗民心中是一个永恒的符号，是民族气节的象征，是广大遗民的精神支柱。 黄诚性《挽文山丞相》，胡贯斋《挽文山》，汪元量《挽文信公》，徐世隆《挽文丞相》，邓剡《挽文信公诗》，刘麟瑞《丞相信国公文公》，虞集《挽文丞相》，邓光荐《挽文文山》，潘音《悼文丞相》。 其中徐世隆是金人，虞集是元中期人，文天祥的榜样力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汪元量《读文山诗稿》：“燕荆歌易水，苏李泣河梁。读到艰难际，梅花铁石肠。”[23]88汪元量和文天祥有着深厚的友谊，文天祥人格具有无穷的魅力，读文诗令人断肠，《南宋书》：“文丞相被执在狱，汪谒，勉丞相必以忠孝白天下。”[24]93这就是理学的成功事例，在遗民眼里“死”符合道义，就可以付出生命的代价，“义”高于生命。胡贯斋《挽文山》“生为孝子忠臣劝，死结皇天后土知”，文天祥的死在遗民眼里是值得做的事，是可歌可泣的壮举，这是从理学的角度出发的义举。从人性的角度看，遗民们又痛惜文天祥的死，因为他们是共同患难的朋友，所以他们内心矛盾痛苦，邓剡《挽文信公诗》“忆公泪悬河，九地无处泄，”黄诚性《挽文山丞相》“诸葛未亡犹有汉，包胥欲弃更无秦，”汪元量《挽文信公》“一剑故知公所欠，要留青史与人看。”为文天祥的死高歌而又悲伤，基调悲壮，感情复杂，同题集咏很好地发挥了“诗可以群”的功能，引起了遗民们复杂情感的共鸣，满足了遗民群体抒情的需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