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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谏诤精神高涨与“太学体” 嘉祐二年，欧阳修利用权知贡举的机会，对险怪艰涩文风痛加排抑，韩琦《故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赠太子太师欧阳公墓志铭》云：“时举者务为险怪之语，号‘太学体’，公一切黜去，取其平淡造理者即预奏名。”[6](P1554-1555)“太学体”之名虽在此时出现，但其发展却有一个较长过程。庆历六年(1046)，张方平以贡院名义向仁宗上奏，请求诫励天下举人文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十八“庆历六年”载： 权同知礼部贡举张方平言：“……由景祐之初，有以变体而擢高等者，后进传效，皆忘素习，尔来文格，日失其旧，各出新意，相胜为奇。至太学盛建，而讲官石介益加崇长，因其好尚，寝以成风，以怪诞诋讪为高，以流荡猥烦为赡，逾越绳墨，惑误后学。朝廷恶其然也，屡下诏书，丁宁戒饬，而学者乐于放逸，罕能自还。今贡院试者，间有学新体，赋至八百字以上，每句或有十六字、十八字，而论或及千二百字以上，策或置所问而妄肆胸臆，条陈他事。绌之则辞理粗通，取之则公违诏意。重亏雅俗，驱扇浮薄，忽上所令，岂国家取贤敛材以备治具之意邪！其增习新体而澶漫不合程式者，悉已考落。请申前诏，揭而示之。”诏从其请。[1](P3821-3822) 据张方平所言，“太学体”肇始于景祐初，此时士人有以“变体而擢高等者”，导致后进学习仿效。之后逐渐发展，士人“各出新意，相胜为奇”。庆历年间石介主盟太学后，受其影响，文章出现了“以怪诞诋讪为高，以流荡猥烦为赡”的弊病。张方平指出学新体者的创作特征，一是“赋”超越文体规定的字数限制，一是“策”不按题目所问对答，自陈胸臆。如果我们从仁宗朝谏官活动、谏诤精神、好名风气等角度来研究“太学体”相关问题会发现，二者间存在着密切联系。 1.试文“言切规谏”与景祐“变体” 明道二年，谏官范仲淹联合御史孔道辅等人力谏仁宗不可废郭后，与宰相吕夷简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范仲淹等人的刚直极谏行为在士人中引起震动，他们也由此获得了士论支持。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弹劾宰相吕夷简，尹洙、余靖等人上言支持范仲淹，欧阳修作《与高司谏书》，蔡襄作《四闲一不肖》诗，一时间，士人谏诤精神、责任意识高涨。景祐初年文章变体的出现就处于这一言事风气影响下。 据祝尚书考证，“张方平所谓‘有以变体而擢高第者’，只能是指张唐卿”[8](P432)。韩琦为张唐卿所作《故将作监丞通判陕府张君墓志铭》云： 君素以文行为东州士人所称。……与石守道游，最相知。守道尝有书遗之曰：“他日主吾道者，希元也。”……文正范公亦知公为深，尝与人评论人物，喟然谓人曰：“凡布衣应科举，得试殿廷下，必婉辞过谨，以求中格，人之常情也。而张某者为《积善成德论》，独言切规谏，冀以感寤人主，立朝可知矣。使今而在，必以直道为一时名臣。”其推重如此。[6](P1499-1501) 可见，张唐卿与颇受谏诤意识影响的东州士人交往甚密，并且他还深受石介赏识，石介的谏诤意识、好名心理亦十分强烈，对此将在下文论述。更为重要的是，张唐卿与当时谏诤精神强烈、在士人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范仲淹相知。由此可知，张唐卿思想当深受谏诤精神影响。范仲淹认为布衣之人应科举，必然谨言慎行，以求能够中试，而张唐卿却在殿试中作“《积善成德论》，独言切规谏，冀以感寤人主”。张唐卿利用试文“言切规谏”的反常做法即是其谏诤精神推动的结果。 张唐卿试文关注现实、直言极谏违背常情，容易被看作是怪奇之举。实际上，景祐年间欧阳修作《与高司谏书》、蔡襄作《四闲一不肖》诗等作品后，也引起了守常士人的惊怪，欧阳修《与尹师鲁第一书》云：“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辈，沉默畏慎，布在世间，相师成风。忽见吾辈作此事，下至灶间老婢，亦相惊怪，交口议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4](P998)张唐卿以“怪奇”之作取得科举成功，使本已受谏官活动影响的士人相继仿效，更有一些浮薄之人纯粹借此以求科名，科场中便出现“各出新意，相胜为奇”的文风。 景祐年间文章变体的出现，与士人受谏官活动影响，谏诤精神高涨相关。他们用应试之文进谏，将之作为谏言的载体，自然会出现脱离试题要求，自抒胸臆的情况，甚至谏官攻讦邀名、标新立异以图进的弊端也不可避免地有所体现。 2.“怪鬼”石介与太学怪风 石介谏诤精神强烈，颇为好名。他与“东州逸党”成员交往甚密，曾作《三豪诗》对石延年大加推崇。庆历年间，他与知名谏官欧阳修、蔡襄等人过从频繁，积极为新政献言献策。受谏官活动、政治环境影响，石介思想中充满强烈的谏诤意识和好名成分。由于性格及地位等原因，石介的谏诤精神过分膨胀，走向偏激，因而被士人批评为狂怪、邀名。石介的狂怪行为可视为当时士人普遍具有的谏诤、好名心理的突出体现。 石介虽不曾任谏职，但却具有强烈的谏诤精神、责任意识。欧阳修《徂徕石先生墓志铭》云： 先生貌厚而气完，学笃而志大，虽在畎亩，不忘天下之忧。以谓时无不可为，为之无不至，不在其位，则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于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虽获祸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发愤，作为文章，极陈古今治乱成败，以指切当世。贤愚善恶，是是非非，无所讳忌。世俗颇骇其言，由是谤议喧然，而小人尤嫉恶之，相与出力必挤之死。[4](P506) 文中石介“不在其位，则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于天下，不必出乎己”的观点，与欧阳修《上范司谏书》所说“谏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4](P974)十分接近。石介之所以会形成与谏官职责相似的观点，源于其强烈的谏诤精神、责任意识。他在文章中“极陈古今治乱成败，以指切当世。贤愚善恶，是是非非”的做法，即是将“不在其位，则行其言”的观点付诸实践的结果。 石介一生仕途不达，大多时候都“不在其位”，但谏诤精神却异常强烈。明道二年，虽官卑位低，无权上书言事，石介却作《上范中丞书》、《上孔中丞书》等，鼓励范讽、孔道辅为国家献言献策。景祐元年(1034)，王曾任宰相，石介时任南京留守推官奉符，上书王曾，直斥仁宗“倡优日戏上前，妇人朋淫宫内，饮酒无时节，钟鼓连昼夜”[1](P2695)，并激劝王曾向仁宗进谏，如谏言不被采纳，当辞去宰相。景祐二年，御史台刚辟石介为主簿，他便“上疏论赦书不当求五代及诸伪国后”[1](P2767)。宝元元年(1038)，石介作《宋颂》九首，激励仁宗励精图治。同年，石介作《三朝圣政录》，韩琦《三朝圣政录序》说其：“每篇之末，又自为之赞，以申讽喻之意。”[6](P734)石介自作《三朝圣政录序》说其作《三朝圣政录》是为方便仁宗借鉴三圣，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进谏。庆历年间，仁宗任用范仲淹等人推行新政，并任命欧阳修、蔡襄等人为谏官，石介与他们交往颇多，谏诤精神、责任意识更加高涨。他不但鼓励太学生积极言事，而且还在谏诤精神推动下创作了千古名篇《庆历圣德颂》，该诗对新政和他自己的命运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通过以上对石介谏诤活动的简单描述，我们就可清晰窥见他强烈的谏诤精神、责任意识。 石介的谏诤活动为其赢得了士论，成为潜在谏官人选，但其谏诤方式远超出韩琦所谓“主于理胜”的范围，他虽在庆历三年谏诤精神高涨时为欧阳修、蔡襄等人所推荐，但却遭到政治思想更加成熟的范仲淹的排斥，《东轩笔录》卷十三载： 庆历中，余靖、欧阳修、蔡襄、王素为谏官，时谓之四谏。四人者力引石介，而执政亦欲从之。时范仲淹为参知政事，独谓同列曰：“石介刚正，天下所闻，然性亦好为奇异，若使为谏官，必以难行之事，责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则引裾折槛，叩头流血，无所不为矣。主上虽富有春秋，然无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举，安用如此谏官也。”诸公服其言而罢。[9](P150) 谏官欧阳修等人力荐石介为谏官，但范仲淹认为其行为过于偏激，好为奇异，若为谏官必责人君难行之事。同时仁宗对于石介偏激、执拗的谏诤方式也不予认同，田况《儒林公议》卷下载：“石介为太子中允国子监直讲，专以径直狂徼为务，人多畏其口。或有荐于上，谓介可为谏官者，上曰：‘此人若为谏官，恐其碎首玉阶。’”[10](P40)当有人举荐石介为谏官时，遭到仁宗的拒绝。 仁宗朝士人普遍重视声名，谏诤活动具有标新立异、攻讦邀名以求进的弊病。石介颇好为高论、立异惊世，欧阳修《与石推官第一书》就曾指责他有“好异以取高”、“自异以惊世”[4](P991)之嫌。石介的行为和创作呈现出怪奇、狂诞特色，有标新立异、惊众取誉以图进的倾向，受到了士人的批评。如庆历三年，受言事风气高涨激发，石介作《庆历圣德颂》，将范仲淹、富弼比作“一夔一契”，被范仲淹认为是“怪鬼坏事”[11](P1064)。叶梦得对此评论说：“岂有天子在上，方欲有为，而匹夫崛起，擅参予夺于其间乎。”[12](P46)其实，石介创作此诗正是他强烈的谏诤精神、责任意识及由此形成的好名心理的体现。石介曾多次被指责为沽激邀名，苏象先《丞相魏公谭训》卷六云：“张安道雅不喜石介，以谓狂谲盗名。”[13]由苏象先所记，张方平即认为石介“狂谲盗名”。《宋史·石介传》认为他“喜声名”[3](P12833)。后来四库馆臣也说石介“客气太深，名心太重，不免流于诡激”[14](P1312)。即使石介本人在《上王沂公书》中也曾言： 介狂狷好妄言，而有位不见听纳，但得沽激好名躁进之论。父兄教戒，亲友勉谕，以谓得其政不若畜之于身，待其当位然后施之于事。介省思之，亦深以为是。[15](P167-168) 他说自己由于言事狂诞，被士人认为“沽激好名躁进”。因而他对自己“不在其位，则行其言”的观点进行反思，认同了亲友“待其当位然后施之于事”的见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