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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朝谏官活动与怪奇文风研究(2)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求是学刊》2015年第201 张贵 参加讨论

    二、谏诤精神、沽名风气与“东州逸党”
    仁宗朝前期存在一个以地域命名的文人群体——“东州逸党”。据《宋史·颜太初传》、《宋史·范讽传》等文记载,“东州逸党”活跃于山东地区,以范讽、石延年等人为领袖,他们不循礼法,行为旷达、怪诞,并借此以图进取。一时间与其交游者“辄慕其所为”[3](P10064),对士风产生了较大影响,颜太初曾作《东州逸党》诗对之加以讽刺。
    如果对“东州逸党”相关材料分析会发现,范讽等人的怪诞行为与谏诤精神及沽名徼进风气有一定关系。范讽天圣七年(1029)被任命为谏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八“天圣七年”载:
    甲戌,太常博士范讽为右司谏。先是,讽知广德军,寻以疾监舒州灵仙观,上御药张怀德至观斋祠,讽颇要结之,怀德荐于太后,遂召还。问所欲言,对曰:“今权臣骄悍,将不可制。”盖指曹利用也。利用贬,久之,乃授讽谏官。[1](P2514)
    范讽凭借结交内臣、攻讦大臣而被授予谏职,其手段不可谓光彩,从中可以看出他沽激求进的一面。范讽任谏官时间不长,但受谏诤精神影响,他谏官任上颇具言事积极性。如天圣七年,仁宗命晏殊、孔道辅等人“看详转对章疏及登闻检院所上封事,类次其可行者以闻。右司谏范讽曰:‘非上亲览决可否,则谁肯为陛下极言者!”[1](P2515)同年,玉清昭应宫因天火被焚,“议者尚疑将复修宫,讽又言:‘山木已尽,人力已竭,虽复修,必不成。臣知朝廷亦不为此,其如疑天下何!愿明告四方,使户知之。’”[1](P2519)谏官任上积极敢言,去谏职后范讽沽激好名、攻讦求进的一面有所显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十三“明道二年”载:“旧制学士以先后入序班。时狄棐先讽为龙图阁直学士,而讽盛气凌棐,宰相李迪右讽,特诏讽班棐上,论者非之。”[1](P2641)通过此事可以窥见范讽狂傲、好名的心理。同年,仁宗与吕夷简合谋废郭后,范讽意图与吕夷简相结,因而“乘间言后立九年无子当废”[1](P2648),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范讽“力挤士逊,援吕夷简入相,又合谋废郭后,欲夷简引己置二府,然夷简惮讽,终不敢荐也”[1](P2689)。由以上论述,范讽既具谏官的责任意识,希望能够有所作为,同时又颇为好名,甚而攻讦以求进,这当是为何《宋史·范讽传》说他“捭阖图进”[3](P10064)的原因。
    景祐二年(1035),范讽因大臣内部权力斗争和其“诡激多妄言”的行为,被贬为“武昌行军司马,不签书公事”。[1](P2721)这对他来说,无疑是巨大打击,因而他本具有的狂放因素,便进一步爆发,《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景祐四年”载:
    始范讽责授武昌行军司马,会乙未赦书,落责授,徙保信,听居舒州,既遭母丧,于是许归齐州持服。讽日饮酒自纵,所与游者,辄慕其所为,时号“东州逸党”。[1](P2834)
    可见,“东州逸党”之名当是在此时出现。仁宗朝士人重视声名,并且个人活动在士人中的影响也关系到他们的仕途。范讽既受谏诤精神激起的责任意识影响,同时又具有强烈的功名心,甚而不惜沽激邀名、攻讦求进。他被贬后失去了在政治上施展身手的条件,前文欧阳修《议学状》所说,虽是针对庆历学术风气而言,但也颇能解释范讽被贬后更加怪诞、旷达、不循礼法的心理。范讽存诗仅两首,无法窥其风貌,不过由此推断,他散佚作品当不乏攻讦邀名之作。
    其实,“东州逸党”成员,大多是有着强烈责任意识、功名意识却又仕途偃蹇的文人,这一特征也是他们行为表现的共同基础。如石延年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交往颇深,他去世后范仲淹曾作《祭石学士文》,欧阳修也作《石曼卿墓表》。范仲淹明道二年(1033)曾任谏官,并极力谏止仁宗废郭皇后,欧阳修亦是谏诤意识强烈,石延年与他们交往,思想自然会受到影响。《宋史·石延年传》说他:“尝上言天下不识战三十余年,请为二边之备。不报。……命往河东籍乡兵,凡得十数万……又尝请募人使唃厮啰及回鹘举兵攻元昊,帝嘉纳之。”[3](P13070,13071)《续资治通鉴长编》也说他“尝上书请庄献太后还政”[1](P2721)。由此可知,石延年早年关注国事,颇有识见。他虽有强烈的功名意识和政治胆识,却仕途坎坷,景祐二年因受范讽牵连而落职通判海州。遭受贬黜对他以后的行为方式产生了很大影响,欧阳修《石曼卿墓表》云:“自顾不合于世,乃一混以酒,然好剧饮,大醉,颓然自放,由是益与时不合。而人之从其游者,皆知爱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4](P373)由欧阳修所言,石延年狂率的行为方式与其仕途不畅、自认不合于世的心理相关,而他本人颇有才能。其他逸党成员如刘潜、李冠、王樵等人亦多是既怀当世之志,欲有所为,又仕途蹉跎之人。他们的行为及文学活动表现出的怪诞、狂率甚至攻讦风气,与他们心理、生活状态相关,一定程度上有通过怪诞获取声名,引起士人注意的目的。
    “东州逸党”文人颇具谏诤精神、责任意识,他们意欲有为,产生了强烈的功名心,然而大多仕途偃蹇,无处施展自己的抱负。范讽等逸党成员行为、创作旷达、怪诞,肆意诋毁,当与他们欲借此惊众取誉、沽激求进的心理有一定关系,是这一特殊士人心理、士人风气的体现。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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