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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宋仁宗朝谏官振职，成为仕宦捷径。受谏官活动影响，士人谏诤精神高涨，同时也刮起一股沽名徼进之风。谏官存在“立异为心”的不良风气，谏官“立异”行为为士人所仿效，浮薄士人为求虚名，标新立异，刻意显示自己与众不同，通过求奇求怪惊众取誉，士人中出现怪奇之风。仁宗朝以范讽为首的“东州逸党”、庆历年间石介主盟太学后的“太学体”等怪奇士人风气和文学现象都与之相关。 关 键 词：仁宗朝/谏官/怪奇/士风/文风 作者简介：张贵，男，文学博士，国家图书馆博士后研究人员、馆员，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宋仁宗朝谏官振职，成为仕宦捷径。仁宗朝盛行的怪奇、僻涩文风，受谏官活动、谏诤精神及其激起的沽激邀名风气影响。以范讽为首的“东州逸党”、庆历年间石介主盟太学后的“太学体”等怪奇士人风气和文学现象都与之相关。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利用科举考试对“太学体”的排抑，也有借之纠正怪奇惊众、邀名求进士风的目的。 一、仁宗朝谏官活动对士风的影响 宋仁宗朝谏院成为独立机构，谏官由皇帝亲自除授，职能从规谏君主扩大到监督百官。谏职已成为具有较高地位、广泛参与国事的要职。敢言的谏官由于“执政畏其言，进擢尤速”[1](P4448)，从而迅速升迁。仁宗“每进用大臣，未尝不采天下公议所归”[1](P4264)，谏官进谏易获得声名，为人主所知，也为其升迁奠定了基础。据张复华《北宋谏官制度之研究》所列“北宋谏官升迁与罢免人数统计表”看，仁宗朝任谏官的67位成员中，有40位都获得了升迁。[2](P89)且据文中附录《北宋谏官表》统计，仁宗朝很多知名谏官后来都出任宰辅，如范仲淹、韩琦、富弼、张方平、欧阳修、包拯等。[2](P351)可见，谏官多不次之擢，已成为仕宦捷径。 《宋史·忠义传序》云：“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说论倡于朝，于是中外搢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3](P13149)文中所列对真、仁宗朝士风形成起关键作用之人都曾任谏职，他们在谏官任上积极敢言，赢得了声名。在其影响下，“中外搢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然而，对仁宗朝谏官活动分析后，我们会发现，除积极作用外，谏官言事风气也带来一些弊端。 仁宗朝重视士人之名，甚至如司马光所说“国家求名不求实”[1](P4695)，积极敢言获得声名的谏官即可赢得士论，迅速升迁，甚而后来出任宰执。范仲淹、欧阳修等人虽未有意通过谏职获得升迁，但他们的实际经历却激起了一些谏官效仿。随着谏官素质的下降，一部分素质较低的谏官便不惜卖直邀名、沽名钓誉，甚至攻讦、捃摭他人阴私以图自进。同时，仁宗朝谏官人选受士论影响，士人通过积极敢言获得声名便可赢得士论，为出任谏官打下基础，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任谏职都有士论影响的因素。谏官言事风气及通过敢言出任谏官的方式，引起士人争相仿效，欧阳修说“小人见言者得进既速，则各务奔趋”[4](P1317)，知谏院余靖也说“小人望风希进，无所不至”[1](P3727)。如郭承祐性格狡狯，又依靠与皇室的裙带关系，被废黜后复被任用，而他却“时辄言事，或指切人过失，同列谓之武谏官”[1](P2900)。鉴于这一弊端，有臣僚提出减缓谏官升迁速度，从而限制浮躁之人效仿的建议，《宋史·张洞传》载：“谏官持谏以震人主，不数年至显仕，此何为者。当重其任而缓其迁，使端良之士不亟易，而浮躁者绝意。”[3](P9934)由上可知，受谏官活动影响，士人谏诤精神普遍高涨的同时，也刮起一股沽名徼进之风。 马端临《文献通考·职官考》载：“绍兴间，致堂胡氏寄政府书曰：‘古者人臣皆得进谏于其君。后世专设一职，既己乖谬，居是职者又多以立异为心，挠乱政事。’……按：以立异为心，以利口为能，此谏官之所以使人厌也。”[5](P460)致堂胡氏即胡寅。由其所言可知，谏官存在“立异为心”的不良风气。谏官通过标新立异可以显示自己不从流俗、才能异于众人，从而赢得声名。仁宗朝一部分谏官为获得声名，或攻讦人私，或所言之事不切实际，标新立异，甚至荒唐可笑，如宋禧为谏官时劝仁宗在宫中设荆棘、养罗江犬等。韩琦任谏官时曾批评谏官“知时之不可行而徒为高论，以卖直取名”的言事方式，提出应“顾体酌宜，主于理胜，而以至诚将之”。[6](P720-721)当是对“立异为心”不良风气的纠正。 谏官“立异”行为为士人所仿效，浮薄士人为求虚名，标新立异，刻意显示自己与众不同，通过求奇求怪以惊众取誉，士人中出现怪奇之风。庆历三年(1043)，仁宗任用范仲淹、富弼等人主持新政，并增置谏官，锐意天下事，一时谏诤风气高涨，欧阳修言“于是时，天下之士孰不愿为材邪”[4](P595)。可见，受新政领袖范仲淹、富弼等人及谏官活动影响，士人争相要展示自己的才能。欧阳修《议学状》云：“夫人之材行，若不因临事而见，则守常循理，无异众人。苟欲异众，则必为迂僻奇怪以取德行之名，而高谈虚论以求材识之誉。前日庆历之学，其弊是也。[4](P1673)士人若无展示才行的合适环境，则与众人无异，如果刻意想要异于众人，则必然会求奇求怪、高谈虚论，以博取声名。庆历年间士人想要展示自己的才能，但真正有机会施展的毕竟为少数，因此求奇求怪之风颇盛，欧阳修指出庆历学术的弊端与此密切相关。张方平评价此时士风说：“二公既罢，则轻锐之士稍稍得进，渐为奇论以撼朝廷，朝廷往往为之动摇。庙堂之浅深，既可得而知，而好名喜事之人盛矣。”[7](P82)指出，王曾、吕夷简二人罢相后，轻锐之士得进，他们渐发“奇论”，好名风气大盛。庆历四年(1044)，谏官余靖也说：“今之士人，名路相轧，不顾宪章，各怀倔强，如此风俗之弊，不宜崇长。”[1](P3569)对士人为一己之名，而立异求奇、各持己见的风气表示不满，认为不可助长。仁宗朝士人求奇求怪之风绵延不绝，嘉祐五年(1060)，仁宗下诏批评士人“危言诡行，务以惊众取誉，罔上而邀宠”[1](P4637)。次年同知谏院司马光指出“奸邪之臣，衒奇以哗众，养交以市誉”[1](P4695)，都说明直到嘉祐末年此风犹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