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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狂人日记》礼教批判、国民性反思与进化论 鲁迅用来支撑“中国尚是食人民族”这一判断的价值依据，在《狂人日记》表现出人类学和生物进化论色彩，这表明，日本人的东西成为“吃人”意象之灵感来源是可能的，因为这些不存在于中国固有的历史文化中。他是以人类学-进化论的语言形式道说自己的东西，当然，他在这个问题上所表达出来的人类学-进化论思想，超出了前者本身的层次，而进入到了哲学的问题域中。 进化论之于鲁迅，是开始其人学思考的基础科学理论。读严复译著只不过是接触进化论的皮毛，鲁迅在日本才开始了系统的进化论学习 。日本历史上仿照德国的人类学和民族学划分。生物人类学探讨古今人类生存的生物性基础，研究人类如何获得现今的形态与行为问题。包括两个方面：研究人类演化与进化的过程以及现代人类的生物性与文化性的关系。鲁迅人学自始就视人为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体，进化是人物质身体与精神发展同一的进步，“立人”是人身神合一的无限向上。 《狂人日记》里，关于人类进化之通理，是狂人劝转大哥的疯话：“大约当初野蛮的人，都吃过一点人。后来因为心思不同，有的人不吃了，一味要好，便变了人，变了真的人。有的却还吃——也同虫子一样，有的不要好，至今还是虫子” 。鲁迅1936年又说，《狂人日记》借鉴于尼采：“尼采也早借了苏鲁支的嘴，说过‘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哪一个猴子’的” 。由此可知，《狂人日记》有三个层面的真实：一是生活真实（吃人的史实，迫害狂患者）。二是科学真实，疯话讲的是科学之理。三是象征性真实。 王彬彬批评李冬木是把鲁迅的“吃人”仅仅理解为生物学意义上的吃人，他说“中国鲁迅研究界和广大鲁迅读者，并没有把‘食人’仅仅理解为对人肉人骨的啃嚼吞咽......如果仅对‘食人’做字面上的理解，如果认为鲁迅是读到《资治通鉴》中一些关于人在生物学意义上吃人的记载，才悟到‘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于是创作了《狂人日记》，那就把问题简单化了” 。其实，李冬木文中所列的吃人肉，是在介绍日本的进化论人类学对吃人的研究，并不是简单化地理解鲁迅的“吃人”，可对应作品“科学真实”层面。 鲁迅据进化论研究国民性，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看作人的一体，所以，生物学意义上的吃人，并非毫无意义，它是鲁迅思考国民性的科学起点，这一层为以往的研究忽视，李冬木研究说明了鲁迅“吃人”意象有其生物学基础。进化论意义上的食人民族，处在人类进化的初级阶段，有着与其茹毛饮血的低等阶段相适应的精神野蛮愚昧，即无人性，类似动物没有道德意识。换言之，现实生活实在发生的吃人，尤其普遍的对此不以为非，表明中国人对待同类的心思是无人性的，这无人性，在进化论，是标识精神仍停滞于低级野蛮阶段。 当然，鲁迅之“吃人”意象超出进化论。《狂人日记》不是揭示国民精神进化缓慢甚至停滞于野蛮阶段，而是“意在暴露礼教与家族制度的弊害”。世界各民族大都经过远古吃人的野蛮阶段。如果中国只是古代有吃人之事，鲁迅大可坦然释然。但中国是至今仍然吃人，“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狼子村”，而且谁也不以为非。这才可怕。更恐怖的是：以“仁义道德”掩盖吃人心思，拒绝去除其野蛮性，并给罪恶以道德美名：恩铭的卫兵炒吃了造反者徐锡麟的心肝是“忠”，“割骨疗亲”是“孝 ”，狼子村人吃人是“善”，因其吃的是“大恶人”。这是鲁迅震惊的绝望与黑暗。这里，鲁迅的发现就超出进化论人类学，进入文化批判——“中国尚是食人民族”，是中国文明出了问题，是文明扭曲！在这个意义上的发现，就是鲁迅之所“悟”！所以才“意义重大，而知者尚了了”。若依据中国传统人论的性善性恶说和人兽之辨反对吃人，相信古已有之；依据西方人道主义或者个人主义，认识“吃人者”对被“吃”同类的精神奴役、扼杀，也并非知者了了。 依据进化理论，吃人心思与以人肉为食是野蛮人的一体两面。野蛮人吃人类似虎狼吃人，其吃人之心乃出之自然，并非“恶”，按进化论是有向上之力的。而中国人早已对自己的虎狼之心清楚了然，也就是意识已经发展到有能力区分善恶，却不思改变，就是拒绝进化，自绝向上之路。倘若止于野蛮，至多是如不肯直立行走的猴子始终是猴子，也并非“恶”。但是，中国的难题是，巧滑聪明之人发明冠冕堂皇的理由，打起善的旗号掩盖吃人，这才是“恶”，是道德堕落！高度发达的中国文化其实掩盖着、甚至是鼓励着一种野蛮。那么，中国四千年文明与国民性堕落是以道德外衣彼此造就强化。 狂人从“仁义道德”的字缝里看出“吃人”，是鲁迅的创造性之“悟”，是《狂人日记》的“象征性真实”，揭示四千年文明背后所掩盖的真实奴役关系，对人的自由意志的压制和褫夺，此与吃人无异。而明白这一点之所以需要“悟”，乃是因为这种真实，由于始终被具有话语强势的道德言辞美化而不为人所明了。例如，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道德是政治正当性的基础，并试图以此来约束政治权力，但其实际结果却适得其反：任何既存的政治权力都因此而可以把自身的存在说成是天命，因为否则它将不会存在；而只要政治权力把自己的存在本身道德化，那么，它一切暴行都会被赋予正义。道德言辞的作用更重要在于，为人的被奴役状态、尤其是为顺从奴役亦即为顺从自身“被吃”辩护，以至于人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处于这被奴役状态中。“吃人”与“被吃”由此变得绝对化,这构成了中国文化“吃人”本质的最深层结构。由作为残暴遮掩的道德言辞所塑造的那种普遍的民族文化心理，是“吃人”的真正主体。就此而言，具体的个人，没有纯粹的“吃人者”和纯粹的“被吃者”。正如没有任何人是纯粹无辜、无罪责一样，任何“吃人者”同样也是受害者。所以，狂人隐约地认识到他作为被吃者也未尝不是吃人者。 《狂人日记》的进化论人类学色彩，关乎一种外部形式。正如鲁迅谈尼采的那段话，以进化论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也是人的精神-心智问题。而《狂人日记》象征意义上的鲁迅思想，日本的人类学和国民性研究都没法提供可资借鉴与模仿的东西。因而，李冬木文引起强烈反对的，实质是“《狂人日记》从主题到形式皆诞生于借鉴与模仿”这一结论，尽管他所谓借鉴模仿不是指鲁迅之所“悟”，但易起误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