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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生争议的主要问题 因日本学者实证研究方法的问题，进而对李冬木观点及研究方法持批评态度，否认《狂人日记》“吃人”意象生成的日本影响，在中国现代文学、尤其鲁迅研究界为数不少，是极有影响的一派意见。 李有智批评李冬木，旨在表明态度。王彬彬与李有智持论完全相同，王文充分展开论证，其观点很有代表性。仔细分析争论各方的研究及分歧，把握他们的思想理路，对探讨“吃人”意象生成以及相关问题，很有意义。本文在此分别讨论有争议的问题。 第一，鲁迅获知吃人事实的途径。 关于这一问题，反应最强烈，实际上是误会。对于鲁迅如何获知吃人的事实，周氏兄弟的解释说明，在《狂人日记》研究中，已是文学常识，且经由研究界而教科书，成为标准答案，每个受过中文专业教育的人都了解并没有疑议。李冬木将明治时代的食人言说引进《狂人日记》研究，目的也不是否定这个常识，而是在此之外继续延伸探讨。李文“忽视”这些，是因周氏兄弟的“说明”既已属常识，对其就无需再议，而专注讨论其与《狂人日记》主题相关之处“留有的若干疑问”，即在此基础上再度拓展视野，推进研究。李有智、王彬彬二位指责李冬木忽略或不顾，显然是误解 。因为即便鲁迅读过明治时代所有记载中国吃人事实的著作，而且全部被调查清楚，也不能以此否定他获知这些事实的中国渠道。祁晓明关于江户时代日本的大量记述，鲁迅未必不了解，但那原本也是取自中国记载的。因此，鲁迅获取吃人信息来源是中国，主要得自古书记载，根本无需争论 。 第二，《狂人日记》的“吃人”意象，有着进化论、人类学意义上野蛮人即“食人民族”的精神野蛮性象征意味。具体到意象的生成，源于中国的“吃人”事实，仅是作家的生活素材，而在艺术创作的思想深处，明治日本学习西方的时代思潮，即惯常所谓的欧风美雨，尤其此时代大潮涌动下，进化论、文明论、人类学语境中的“食人”言说，应该起着重要作用。 构成“吃人”意象的吃人事实，尽管古书多所记载、现实生活也有发生，但历史与现实中这些事实，不可能是鲁迅一时偶然获知，而应由不同时期读到或见闻更近情理，因其触目惊心，陆续深刻储存于头脑中。那么，来自中国书籍记载和现实发生的吃人事实，包括《资治通鉴》所记载，无论多少，也只具有数量意义，属于艺术创作过程中的素材。从祁晓明文可知，日本江户时代早就开始了对中国吃人历史的研究。李冬木提供给我们的是什么呢？李文以超过一半的篇幅，不厌其烦地罗列明治时代“食人”言说的大量文献、铺陈其背景成因，不是从考证创作素材的层面，为《狂人日记》的吃人事实再累加数量，也不是提示鲁迅获知此类事实另有日本渠道。而是还原当年鲁迅置身其中的那个历史现场，为《狂人日记》研究展现符合其主题思想产生的那个文化场域，呈现自江户时代就被关注的“支那人食人”言说，到了明治“文明开化”时代风气中，在“文明与野蛮语境”中展开之全貌。根据当时的“文明论”，食人种族就是在进化史上还处于低等阶段的、没能退掉动物性的野蛮民族。“脱亚入欧”的日本，比我们同胞更加关注中国的作为野蛮民族特征的若干风俗 。鲁迅留日的第2年，“大阪举行博览会将我国列入野蛮人类展出，我留日学生对此提出强烈抗议，经多方奔走，迫使日方将我国人从该馆撤出。” 比较而言，中国只有古书零星记载吃人，没有像日本人对此的持续系统关注。人类学家摩尔斯主持的大森贝塚考古发掘，发现日本远古时代也存在“食人”风俗， 这一研究震撼了日本学界。摩尔斯的书，正是鲁迅当年学习进化论的教科书 。如此急于向西方文明靠拢的日本及其开放时代，进化论人类学框架中的文明野蛮分野论，把中国“食人”风俗作为野蛮民族标本的日本“食人”研究，人类学考古关于日本自身也是食人族后裔的发现，以及引起的惶惑。所有这些研究、探索、发现，在鲁迅留日的7年持续不断。这是从纯粹中国传统理念的青年周树人成长为现代思想家鲁迅的社会文化环境，对于鲁迅的影响可想而知。 那么，鲁迅致许寿裳信简单点明“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食人民族”直接从明治日本“食人”言说语境中拿来，对词义无需加以解释，许与他一同沐浴那个时代大潮，当然懂的。也正因如此，许一看登载于《新青年》的《狂人日记》，就想到，作者是当年和自己忘情地讨论改造国民性理想抱负的“鲁迅”。 第三，储存于鲁迅记忆的若干“吃人”事实，如何被激活？ 解答这个问题，只有周氏兄弟对事实来源的陈述，是不够的。即便吃人事实全部得自《资治通鉴》，也并非鲁迅直到年近四十岁，在打算为《新青年》呐喊之时，才“偶阅《通鉴》”，尤其不可能因“偶阅”才偶然获知，并仅凭偶知即“悟”。鲁迅所谓的“偶阅《通鉴》”，应该是“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时之阅读，这属于“偶阅”。所以，鲁迅此前读过哪个版本的《资治通鉴》，或“乃悟”之时“偶阅”的是否真正《资治通鉴》，调查争论都意义不大 。此话重心在“乃悟”，意谓：是在偶然一次阅读《资治通鉴》时，悟到“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鲁迅这一陈述，与狂人的自惭“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现在才明白，难见真的人”，相辅相成，是现代科学方法论意义的对民族、对自身反躬自审，是反思自身而得到的自我肯认，对心忏悔，即宗教家所谓开悟或觉悟，也是竹内好所谓“回心”——“罪的自觉” 。那么，为什么“偶阅《通鉴》”“乃悟”了呢？也就是说，因何种契机，促使鲁迅灵感忽现而悟，深化到对礼教的批判，上升到国民性反思的呢？即所谓“忧愤深广”，反映于作品是“表现的深切”。这个环节中，在“偶阅《通鉴》”这个节点上，促使鲁迅“顿悟”的，同样不可无视外来影响，尤其日本因素。 任何经典作品诞生，都是在相应的时代社会文化背景中孕育，《狂人日记》的中国背景因素，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即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狂人日记》就是转型的新文化的重要部分，探讨《狂人日记》诞生的西方文化背景，客观上就是新文化运动发生学研究；作为文学转型之典范，如何从“吃人”到“国民性反思”，中国传统学理确实难有多少解释力。“鲁迅”是和《狂人日记》一起出世的，而没有留日经历，就不可能有“鲁迅”的诞生。李冬木将《狂人日记》研究纳入日本明治时代的“支那食人”言说，以及由此切入国民性研究话语框架，作为《狂人日记》诞生的外国现代思想文化背景，这是“狂人学史”实质性研究推进。 还是据李冬木考证，与日本人类学会成立同时，最初“支那食人”研究是自然（体质）人类学范畴，不带种族偏见。但在日本民族主义空前高涨时代的国民性话语体系，“支那食人”风习，就不可避免被赋予贬义了 。民族学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民族性是其当然的研究对象。“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象日本人那么热衷于研究国民性”，中国近代才开始国民性的话题，就是开始自受日本国民性话题影响的留日学生圈 。因而李冬木把“‘中国尚是食人民族’的发现纳入改造国民性的思考框架当中”，又因为芳贺矢一首次将“支那食人”言说导入国民性研究且最有影响，所以，将激活鲁迅关于“吃人”事实而“悟”这个节点，放在芳贺矢一代表作《国民性十论》。即使找不到鲁迅直接阅读芳贺矢一的证据，也可以肯定其合理性。如果更详尽了解鲁迅与芳贺矢一的关系，还可参阅李冬木《芳贺矢一<国民性十论>与周氏兄弟》一文 。当然，肯定了这样研究框架的借鉴意义，也不妨碍我们对其研究有不同观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