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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因素的提出及反应 2012年，李冬木《明治时代“食人”言说与鲁迅的<狂人日记>》一文，首次提出新说，将日本明治时期“文明开化”背景下的“食人”言说导入《狂人日记》研究，认为“吃人”意象的生成，“与日本明治时代‘食人’言说密切相关”，“是从这一言说当中获得的一个母题”，并找出鲁迅与此言说过程的接点，论证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与《狂人日记》“吃人”意象的决定性关联。这是“狂人学史”上第一次深度考察“吃人”意象创作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文章在大量详细文献调查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作，《狂人日记》从主题到形式皆诞生于借鉴与模仿。” 这显然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特别是鲁迅研究界难以接受。至写作本文的目前为止，据笔者所见，中国学界的回应,都是对李文的不同意见。 最早是李有智《日本鲁迅研究的歧路》一文。文章否定了李冬木的结论，而用以否定的论据，就是鲁迅说明《狂人日记》成因致许寿裳的信。文章认为，“李冬木先生的方法，颇类于日本鲁迅研究中较常见的一种，是以实证或考据方式，从鲁迅作品中寻绎某种‘原型’、事实或受影响的痕迹”。“这是鲁迅研究的一个歧路”。“当然，考索影响，钩沉史实，有助于对文本的全面认识，此亦研究之一途，但也仅限于具有真实证据的作品”。 李冬木的问题在于：“首先预设了一个前提，即鲁迅只有经过‘模仿’阶段，才能达到创造”；“其次，凭着词句、意象、场景等偶然相似或‘暗合’，便在两个文本之间建立起了直接关联”。“显然忽视了《狂人日记》写作的首要触发因素，即鲁迅本人所陈述‘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 。 李有智文章只是批评，并未具体展开论证。王彬彬《鲁迅研究中的实证问题——以李冬木论<狂人日记>为例》一文，以质疑日本学者实证研究方法为题，针对李冬木的观点详细论证并予以根本否定 。王彬彬的论文，最初提交于2013年3月南京师大文学院主办的“鲁迅与20世纪中国”研讨会，此次会议围绕李冬木文的争论，交锋激烈，论辩精彩，成为争鸣焦点之一 。王文不认可李文关于鲁迅与芳贺矢一《国民性十论》关系的考证，依据是周作人的有关记述。认为“中国有那样多的常见书中叙述、记载着人吃人的事情。将这些悬置不顾，认定1907年出版的日本人的《国民性十论》才是鲁迅获取中国人吃人信息的来源，这能说得过去吗？”“从青少年时代起，鲁迅就接触了许多中国历史上吃人的叙述、记载，从而形成了‘礼教吃人’的思想。当《新青年》向他约稿时，便想到以小说的方式把这思想表达出来。”“这与1907年在日本出版的《国民性十论》实在没有关系” 。 与鲁迅研究界断然否认日本影响不同，还有来自本学科领域之外对李冬木的批评，祁晓明《<狂人日记>“吃人”意象生成的知识背景》 一文，却更加强调“吃人”意象生成的日本影响，补充提供了日本自江户时代以来“支那”食人研究史。祁文认为，“李冬木关于鲁迅《狂人日记》‘吃人’意象是在明治时代‘文明开化’背景下创造出来的，芳贺矢一《国民性十论》与之有决定性关联的推论，不能成立。”因为明治时代“无论是对《资治通鉴》等文献中‘食人’事例的发现，还是将其导入国民性的阐释，都是江户时代‘食人’言说的延续和发挥”。祁文不同于鲁迅研究界的否定，承认“吃人”意象生成的“日本影响”，但祁文列举大量江户时代关于支那食人史实的著述，批评李冬木竟然不知，因而将日本影响缩小了范围。这却是对李冬木文意的隔膜。 首先祁文以为，李文将考察范围限定在“文明开化”的明治时代，是“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有关中国‘食人’风俗的言说，江户时代就已大量出现。”与此相关，“以‘食人’论国民性不自芳贺矢一始”，江户时代就有许多论者谴责“支那”历史上的吃人，“将‘食人’风俗导入国民性阐释，散见于江户以讫明治学者们的著述中”。其实，祁文说的明治以前的相关记载叙述，本不在李文讨论范围，李文已有明确交代：“言说”的范围限定在明治时代，而对此前（李文称为“前史”）采取“四舍五入”的方式 。之所以将日本“食人”言说考察限定在明治时代，其潜在前提是，“吃人”意象凝结着《狂人日记》主题思想的现代性，与日本“文明开化”的近代（日本所谓近代即现代）思潮密切相关。近代之前的“食人”叙述本不在考察范围内，因而先行排除。与此相关的国民性考察也自“文明开化”的日本近代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