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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韵论：内蕴古艳 关于李贺诗歌“艳丽”特征的评论，到了近现代，则更多的是接受前人“艳”论的观点和对其“艳丽”诗风的细腻内涵作了细致的考察和品评。王培礼说：“飞卿、义山擅侧艳，长吉实为开山之祖。”[23](p.122)肯定了一种感情内涵与风格，更肯定李贺在这种风格中“开山之祖”的地位与意义。陆侃如、冯沅君指出：“李贺呢，其作品大都可以当得起个‘艳’字……不过他的‘艳’不是‘香艳’，而是‘幽艳’或‘古艳’，甚且是‘怪艳’。”[24](p.427)分析鞭辟入里，指出“艳”之风格的内质和丰富内涵，并进一步比较分析了同样具有这一特征诗人的各持一端，“他的作风最重要的是个‘艳’字，所以与韩、孟是不同的。不过他的‘艳’是怪艳，这个‘怪’字与孟、贾、卢、马也还有点相近。”[24](p.382)罗根泽也注意到，“李贺乐府涛词别具特殊风格，古人形容美人曰：‘冷如秋霜，艳如桃李’，‘冷艳’二字，确可为贺词评语。”[25](p.111)品味细腻而独到，将其色彩引入缤纷之境。王培礼还认为：“长古为诡异之宗。其诡异是由清丽刻入之一境，锦囊收拾，诡不涉于诞丽，不伤于纤，与温、李并为西昆宗匠。”[23](p.122)赞赏其清丽风格，乃境界独得。同文又以晚霞之情景喻其“秾丽”之锦绣之状，“余尝谓长吉之秾丽，稍涉于鬼。其善者如春雷启蜇，如晚霞成绮。”李长之提出：“李贺诗的特点是丰富的想象和鲜艳的词藻”[26](p.240)附和古人观点。刘麟生也论述道：“于奇险之中而杂以艳丽者，为李贺。”[23](p.112)即艳丽诗风的内在意蕴是在其总体风格之中又兼杂以其个性特征的，肯定李贺之“艳”是仅属于李贺的。郑振铎评价“像他的长篇《昌谷诗》……盖并有退之之奇与建、籍之艳者。”[27](p.366)他是转益多师而凸显自己的风格的。近人注意的是其诗“艳”内蕴之解读和品评，境界深远，值得一鉴，但并未完全超出前人之论，可做关注“艳”论，余韵绵延来解。 五、影响论：全宗长吉 对李贺“艳丽”诗风影响的论述主要集中在清代。袁枚说：“孙薇隐秀才诗才俶诡，能为昌谷、玉川家数，予爱伟之。……予读其乐府诸篇，哀感顽艳，丁当清逸。”[11](p.123)孙诗之特征来自精学李贺之诗风，也恰为“予爱伟之”的缘由。郑文焯别开一格，“君特为词，用隽上之才，别构一格，拈韵习取古韵，举典务出奇丽，如唐贤诗家之李贺，文流之孙樵、刘蜕，槌幽凿险，开径自行，学者非造次所能陈其细趣也。其取字多从长吉诗中得来，故造语奇丽。”[4](p.406)从文学的源与流的历史进程和关系中，探寻“造语奇丽”的渊薮与个性特征，学习“奇丽”之诗风者大有人在；李贺诗“匪造次所能陈其细趣”，故贬损其“缒幽凿险，开径自行”的功绩和“奇丽”诗风都是言之有过不切实际的。张采田指出，李义山“诗体则全宗长吉，专以峭涩哀艳见长，读之光怪陆离，使人钦其实而莫名其器。”[13](pp.413-414)“此系庸人小律，长吉集中五律极多，与此峭艳正相同。”[13](p.452)这并非一种巧合，而是刻意为之的效果。“玉溪古体虽多学长吉，然长吉语意峭艳，至于命篇，尚不脱乐府本色”[13](p.438)。俞樾也爱长吉的“清辞丽句”，并视为珍品书之送人，“余曩时曾得其《跨鹤吹笙谱》，喜其清辞丽句，无一非长吉锦囊，梅舜俞算袋中物，辄录出数十联，有以楹帖属书者，即书此付之。”[4](p.351)倾情之意难以掩饰，亦为长吉诗歌价值的另类表达。李贺诗“艳”的风格价值不仅在于被众多评论家关注和品评，其深远的影响同样是其诗歌鲜活生命与文学价值的彰显。“别构一格”、“多学长吉”等赞誉将李贺的影响彰显于中国古代诗歌的历史长河中，表明李贺诗“艳”不仅是一种风格，也是一种艺术典范。 从历代李贺诗“艳”风格的评述来看，这一风格是经久不衰的议论焦点，历经淘洗和品评，褒贬赞誉之间，更加凸显和确立了“艳”独领风骚和不可撼动的地位。这种历史的流传与备受关注，足以证明这种特色在李贺诗风和文学史中的美学风范。它虽然没有“鬼才”那样可以成为李贺的代名词，却可以称为李贺诗歌的主流风格，其社会效应也堪慰李贺“呕出心始已耳”的用心精神。如果说“李贺创作马诗是他的人生追求所决定的”[28](p.19)，那么可以说李贺宠“艳”诗风是他心底色彩的诗意表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