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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肯定论：奇丽沈博 在历代诗评中，另有一些诗评家对“艳丽”风格也是持肯定态度的。明代屠隆说：“人但知李青莲仙才，而不知王右丞、李长吉、白香山皆仙才也。青莲仙才而俊秀，右丞仙才而玄冲，长吉仙才而奇丽，香山仙才而闲澹。”[16](p.236)奇丽与仙才共同构成了李贺的诗坛地位与贡献。曾益评价贺诗《苏小小墓》深蕴“妖艳”，“凄凉、楚惋之中，寓妖艳幽涩之态，此所以为苏小小也。”[4](p.134)许学夷提到“李贺字长吉，乐府五、七言，调婉而词艳”[17](p.261)，又一次关注到李贺诗艳的特征。 清代评论家樊增祥提出：“论诗则长吉不如香山，论词则梦窗不如玉田，断断然矣……李贺、樊绍述之诗与文，绌于理解而奇丽沈博，江河万古。”[18](p.1508)认为李贺诗歌地位不及白香山，但肯定他诗歌中所含“奇丽沈博”之风格不可磨灭。郑文焯从制对角度肯定了李贺的“艳丽”诗风，“因暇熟读长古诗，刺取其文字之惊彩绝艳者，一一汇录，择之务精，或为妃俪，顿获巧对”[4](p.405-406)李贺对后人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在获得“巧对”这一重大的启示和身体力行的总结让我们对李贺“绝艳”诗风的巨大感染力是信服的。黄之隽把李贺诗与韩愈、孟郊进行比较，指出：“既购长吉集读之，奇而艳，既又读东野诗，奇而古，继又读昌黎诗，奇而肆，三子者之业虽不同，其奇一也。”[19](p.267)认为李贺与孟郊、韩愈的共同点在于奇，而区分点则在于艳。可见李贺“艳丽”风格是李贺与其他诗人相近又不相同的具有自我个性的特征。陈本礼评《残丝曲》：“绿鬓年青，金钗色丽，粉壶器美，琥珀香浓，正温柔沉湎之乡，岂可遽言归去？”[4](p.307)言及李贺诗歌中涉艳处乃诗人刻意为之，精心雕琢而成，用意不浅。董伯音评及《屏风曲》：“亦艳曲，似撒帐词。”[4](p.317)明确指出李贺诗艳曲不少。王闿运也曾指出：“昌谷五言，不及七言；义山七言，不如五言。一以涩炼为奇，一以纤奇为巧，均思自树其帜。然出于宫体，倡于艳歌。”[4]p.354)昌谷、义山共倡“艳歌”，但千秋独运，“自树其帜”。黎简在批点李贺诗时多次论到“字特新艳”[4](p.360)，且“句法、字法，无不秀艳绝伦……此等丰肌艳骨，玉溪、飞卿所不能及也。多不可解，正是长吉诗，凡太丰艳，便有难解处，温、李亦然。长吉之长，却不在此。”[4](p.364)指出“秀艳绝伦”之特征，又言及后人“不能及也”，但此非长吉之长，另有新意。吴汝纶道出：“此艳曲，末以楚女寒眠作结，亦贤人失志之慨也。”[4](p.383)直接下结论评述其诗，可见李贺诗“艳”风韵是为诸多诗评家认可的，构成了气诗风的一种风格，一种特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