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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贬损论：病于雅道 对李贺诗“艳丽”风格既给予认定，又持不欣赏或贬抑态度的自唐代以来便自成一派。较李贺晚一些的唐代学者赵璘就直接指出，李贺诗因“花草蜂蝶”而不“远大”：“李贺作乐府，多属意花草蜂蝶之间，二子竟不远大，文字之作，可以定相命之优劣矣。”[20](p.848)所谓“花草蜂蝶”论，应该就是宋代薛季宣所涉及到的“伤艳”，即过于华丽，宋代张戒持赞同的观点，他曾直接批评李贺的这种创作倾向：“李长吉诗只知有花草蜂蝶，而不知世间一切皆诗也。”[7](p.464)明代王会昌也附和了这种论点。宋濂又提出李贺诗风“靡蔓”的特征，“至于李长占、温飞卿、李商隐、段成式，专夸靡蔓，虽人人各有所师，而诗之变又极矣。”[21](pp.208-209)都是对李贺诗“艳丽”风格的一种贬损。清代王士祯曾云：“问：古之作者‘翕轻清以为性，结冷汰以为质，呴鲜荣以为词’，偏得乎逸歌长句，若‘穿天心，出月胁’，恒得意外惊人之语。果何道而造诣臻此？……阮亭答：杨子雲云‘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吾于言诗亦云……至于卢仝、马异、李贺之流，说者谓其‘穿天心，出月胁’，吾直以为牛鬼蛇神耳。其病于雅道诚甚矣，何惊人之与有？”[15](pp.141-142)认为其“丽”已“失其则”，违背了古之作者作诗“轻清为体”的准则，“病于雅道者甚”，括出它是诗歌创作中的病态。阙名亦言：“长吉自有石破天惊之奇，如‘胡角引北风，蓟门白于水’……后人仿之，一味幽艳，殊厌于人。”[10](p.1650)肯定李贺诗歌奇语惊人的同时，也批评了后学者“一味幽艳”的不足，乃“殊厌于人”。梁章钜则直言“长吉惊才绝艳，比太白更不可摸捉，后学且不必遽效之。”[10](p.1977)认为李贺才能惊人，诗艳绝伦，但“不可摸捉”，显然不是欣赏的态度。潘德兴态度尤甚，“李长吉‘天若有情天亦老’，秦少游以之入词，缘此句本似词也……至如‘画兰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皆以极艳之辞，写极惨之色，宛如小说中古殿荒园，红妆女魅，冷气逼人，挑灯视之，毛发欲竖。吾不解世人何以爱好之也？”[10](pp.2079-2080)以极不欣赏的态度道出因“刻意造句”，给人以“毛发欲竖”、“冷气逼人”之悚然之感，并疑惑于世人的爱好。杨钟义贬损长吉诗歌“浓丽”为学人所长，“长吉、飞卿七言古诗，音节格调，欲同时韩、白诸公之外，自树旗帜，其浓丽处，亦非不学人所能。”[22](p.34)诗评家们不欣赏甚或贬斥之观点亦不鲜见，李贺虽有“鬼才”之誉，但仍有“伤艳”之弊，与诗道不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