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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元和二年六月韩愈自请分司东都，是其仕宦生涯的主动撤退，个中原因，韩愈本人及同时代人所作墓碑及行状均认为是遭到了谗言诽谤。然通过史料分析，结合德宗、顺宗和宪宗三朝中枢体制的嬗变，综合考察韩愈在此期间的仕宦迁转的人事关系发现，所谓谗言诽谤仅仅是事情的表象，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韩愈在仕进途中，无意中卷入了有宦官集团背景的裴均等人与李吉甫集团的人事纠葛。韩愈再次感觉到有贬黜的风险，故此请求分司东都。 关 键 词：韩愈/分司东都/裴均/李吉甫/宦官集团 作者简介：段承校(1962- )，男，湖南怀化人，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唐代文学文献研究 在韩愈积极进取而又坎坷多舛的仕宦历程中，元和二年六月的自请分司东都，无疑是一次主动撤退。从相关史料记载来看，韩愈此次在仕途上的主动退却是因为遭到了莫须有的谗谤。其本人自述和同时代人所作墓碑及行状都认为是遭到谗言诽谤，才导致了他主动请求分司东都洛阳的。后世研究者也是依据这些记载，将其仕宦途中的这次退守原因归之于谗言诽谤。不过，我们细绎史料，揆诸史实，韩愈的夫子自道及同时代人的叙述恐怕只是事情的表象，更深层的缘由，笔者以为值得发覆，故撰成拙文以祈教正。 一、问题的缘起 我们先来看看相关史料的记载。李翱《故正议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礼部尚书韩公行状》云：“改江陵府曹参军，入为权知国子博士。宰相有爱公文者，将以文学职处公。有争先者，构公语以非之。公恐及难，遂求分司东都。权知三年，改真博士。”[1]皇甫湜《韩文公神道碑》云：“累除国子博士，不丽邪宠，惧而中请分司东都避之。”[2]李翱和皇甫湜都是韩愈的朋友，其说应当是可信的。然而，正是因为他们都是同时代的好友，在文字里难免会有所回护。李翱所作的《行状》是要交给史馆以便修史之用的。其中“宰相有爱公文者”是指郑絪。在德宗朝曾任翰林学士达十三年之久，顺宗永贞元年(即德宗贞元二十一年)(805)十二月已即皇帝位的宪宗将郑絪提拔为宰相，直至元和四年(809)二月才罢为太子宾客。其后历任岭南节度使，同州刺史，东都留守，河中节度使，文宗大和二年(828)入为御史大夫，大和三年(829)十月卒。韩愈卒于穆宗长庆四年(824)十二月。是则李翱作《行状》时，当事人郑絪尚在世。《行状》所云索文一事，韩愈在其《释言》一文中也曾提及，当可信从。然而“有争先者。构公语以非之”，仅仅是一次仕途上的竞争，对方以谗言构陷，就迫使韩愈主动退却，要求分司东都以免招致再次贬谪的厄运，这完全符合刚刚走出贬谪阴影的韩愈的现实考量。不过，从常理来看，韩愈这时只是权知国子博士，为国子监的学官，在唐代的官僚系统里是属于清闲之官，尚未进入权力核心。从谗言的内容来看，“争先者”也只是拿韩愈的傲气说事，韩愈完全可以不予理会，安心当自己的“权知国子博士”以等待升迁时机。从时间上看，李吉甫于元和二年正月出任宰相；韩愈《释言》一文即作于此后不久，最后说“既而谗言果不行”，也就是说，“谗言”的影响已经消除。韩愈大可不必离开长安，继续任职国子博士，以期获得正常的职官迁转。至是年六月，韩愈才离开长安，赴东都分司。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韩愈主动撤离长安而分司东都洛阳呢？我们认为，韩愈一定感受到了某种压力，而且这种力量，在韩愈看来，有可能使他再次承受贬谪的风险。也就是说，韩愈主动请求分司东都当另有隐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