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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长安到东都——韩愈人事交往中的一次主动切割 韩愈入朝为官之后，很快就陷入了无尽的谗言之中，不得不使他作《释言》一文来消弭影响。不过。揆诸史实，细绎元和初年中枢权力结构中的人事关系，我们发现韩愈所说的谗言，只是事情的表象。导致韩愈主动请求分司东都更深层次的原因，应该是他感觉到了某种危险，而这种危险有可能使他再次遭到贬谪的厄运。换言之，韩愈在仕途中的这次主动撤退，是要跳出权力斗争的漩涡，为自己及家人谋得一个安全的去处。从人事交往关系来看，这应是他对自己在升迁途中人事关系的一种切割。 首先要切割的关系就是裴均与宦官交接造成的影响。裴氏虽为有影响的方镇大员，也颇有些文士的风雅之举，但靠依附宦官谋得仕进，进而觊觎宰相大位，却遭到了朝中谏官的极力反对。其人在士林中的名声颇为不佳，韩愈应该是有所耳闻的。韩愈与之交往，并因此获得升迁，在士林中一定会有些风传。那么，要消除这种在士林中的不利影响，首先自己得坚持不与宦官交往以免造成不良影响，即皇甫湜《韩文公神道碑》所谓的“不丽邪宠”。关于韩愈在京城一年以来的人事交往，他在《答冯宿书》中的告白值得我们玩味。书中说： 然足下与仆交久，仆之所守，足下之所熟知。在京城时，嚣嚣之徒，相訾百倍。足下时与仆居，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见仆有不善乎？然仆退而思之，虽无以获罪于人，亦有以获罪于人者：仆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贵人之门；人之所趋，仆之所傲；与己合者则从之游，不合者，虽造吾庐，未尝与之坐。此岂徒足致谤而已？不戮于人则幸也!追思之，可为战慄寒心。故至此已来，尅己自下，虽不肖人至，未尝敢以貌慢之。况时所尚者邪？”[8]795 此书作年诸家年谱均系于元和二年或三年。[8]799韩愈反思自己在京城的交往中，“虽无以获罪于人，亦有以获罪于人者”的首要原因就是“仆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贵人之门”。“贵人之门”是什么样的门？古今注韩者似不曾注意。一般认为即是“权贵之门”，虽无不可，但韩愈在此恐怕是有意模糊地使用。依笔者揣摩，“贵人之门”当是指“宦官之门”。在唐代，宦官通常以“中贵人”称之，但也有称“贵人”的案例。我们在《旧唐书》中找到两例： 时中官董秀掌枢密用事，少游乃宿于其里，候其下直，际晚谒之，从容曰：“七郎家中人数几何？每月所费复几何？”秀曰：“久忝近职，家累甚重，又属时物腾贵，一月过千馀贯。”少游曰：“据此之费，俸钱不足支数日，其馀常须数求外人，方可取济。倘有输诚供亿者，但留心庇覆之，固易为力耳。少游虽不才，请以一身独供七郎之费，每岁请献钱五万贯。今见有大半，请即受纳，馀到官续送。免贵人劳虑，不亦可乎？”(《陈少游传》) 裴胄，字胤叔，其先河东闻喜人，今代葬河南。……胄简俭恆一，时诸道节度观察使竞剥下厚敛，制奇锦异绫，以进奉为名。又贵人宣命，必竭公藏以买其欢。胄待之有节，皆不盈数金，常赋之外无横敛，宴劳礼止三爵，未尝酣乐。(《裴胄传》) 文中的“贵人”显然是指宦官。更具说服力的是，韩愈文集中，除了上引“贵人之门”的用法之外，我们还找到了两例： 天子使贵人持紫衣金鱼以赐。居三年，州称治。拜河南少尹，行大尹事。(韩愈《河南少尹李公墓志铭》) 公之为司马，用宽廉平正，得吏士心；及升大帅，持是道不变。部将有因贵人求要职者，公不用。(《唐故河东节度观察使荣阳郑公神道碑文》) 引文中的“贵人”也是指宦官。 另外，我们还可从韩愈同时代的沈亚之《李绅传》一文中得到印证。传云：“既尽，即执中贵人胁曰：‘尔宁遂众欲？宁饱众腹？’曰：‘请所欲。’曰：‘为我众书报天子，幸得复錡位!’贵人惧，伪诺之，召书记以疏闻。(李)绅闻之，亡入錡内匿，众索不得。及中贵人至，促錡行。”[9]文中“中贵人”、“贵人”兼用之。 韩愈在自己的朋友冯宿面前强调自己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贵人之门”。再考虑到皇甫湜在《韩文公神道碑》说韩愈“不丽邪宠”。如果我们逆向思考，当时，韩愈或许在仕进途中正是受到了人们的非议，才引出了他自己的辩解和皇甫湜在神道碑中的强调。上述韩愈的政敌拿他与裴均的交往说事也说明了这一点。韩愈不愧为一代儒者，他敏锐地发现自己仕进上的瑕疵，及时地调整了人生航向，激流勇退，分司东都。正因为他的明智选择和长期的坚守，才使他的儒者形象不至于受到太多的批评。韩愈的这一表现，在同时代的人中就获得较高的赞许。白居易的文集中有一篇《韩愈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制》，就对他的学识和出处给予了赞誉： 太学博士韩愈：学术精博，文力雄健。立词措意，有班、马之风。求之一时，甚不易得。加以性方道直，介然有守，不交势利，自致名望。可使执简，列为史官。记事书法，必无所苟，仍迁郎位，用示褒升。可依前件。[10]3190 不过，韩愈任史馆修撰在元和八年三月，而这时白居易已因母丧离开翰林院，守丧渭村老家，应该是没有机会撰此制书的。故此，岑仲勉先生在《〈白氏长庆集〉伪文》中疑其是“伪文”[11]。而赖瑞和先生则认为：“此文即使不是白居易所写，应当也是唐代文献，不宜径称之‘伪’。它或为白居易的‘拟制’，或他人所作，混入白集。”[12]在这一诏制文书中，韩愈获得了“性方道直，介然有守，不交势利，自致名望”的评价。看来，通过韩愈自身的努力，至元和八年，他与裴均等人的交往造成的不利影响已经基本消除。而前揭韩愈在元和十一年由中书舍人降职太子右庶子，政敌拿韩愈与裴均之子的一次送别来说事，应是不利影响的余波了。 韩愈自请分司东都还要切割的一层关系就是与宰相郑絪的联系。在《释言》一文中，韩愈提到了郑絪对自己的奖掖，但从后来的情势发展来看，郑氏对韩愈的仕进并无多少着力，反而因为郑絪与内廷宦官的沆瀣一气，使韩愈感觉到了自己已经处在危险的境地。 郑絪在德宗朝任翰林学士达十三年之久。又在贞元二十一年(即永贞元年)(805)的中枢权力交接的斗争中力挺太子监国，使宪宗得以顺利继位。所以，宪宗一上台，就任郑絪为翰林承旨学士。他是唐代第一位翰林承旨学士。至该年的十二月，又被擢迁为宰相。但是此人世故老练，只知同权保位，并无政绩可言。虽居相位，却仍然依附于宦官势力。《资治通鉴》卷237元和元年八月载：“堂后主书滑涣久在中书，与知枢密刘光琦相结，宰相议事有与光琦异者，令涣达意，常得所欲，杜佑、郑絪等皆低意善视之。郑馀庆与诸相议事，涣从旁指陈是非，馀庆怒叱之。未几，罢相。四方赂遗无虚日。中书舍人李吉甫言其专恣，请去之。上命宰相阖中书四门搜掩，尽得其奸状，九月。辛丑，贬涣雷州司户，寻赐死。籍没，家财凡数千万。”至元和四年(809)二月郑絪即被罢为太子宾客。《资治通鉴》卷237元和四年载：“上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郑絪循默取容，二月丁卯，罢絪为太子宾客。”《唐大诏令集》卷55“罢免”上载有《郑絪太子宾客制》，云：“早以令闻，入参禁署。永惟勤绩，出授台司。期尔有终，匡予不逮，岁月滋久，谋猷寖微。罔清净以慎身，每因循而保位。既乖素履，且郁皇猷。宜副群情，罢兹枢务。”这篇制诰文书是时任翰林学士白居易撰写的。[10]3117虽是代皇帝拟制，但也反映了白居易本人对郑絪其人的评价。在同类制诰文书中，措辞算是相当严厉的。“宜副群情”，罢黜相位。看来，郑絪的因循保位已引起了不满情绪。 元和初期的中枢权力构成中，除了在宪宗即位过程中出力最多的德宗朝旧臣如郑絪、卫次公等人外，宪宗还迅速在朝中起用了李吉甫、裴垍，在内廷重用宦官吐突承璀，形成了权力均衡的态势，但是，随着宪宗皇位的稳固以及中兴求治的心切，后者大有取代德宗朝旧臣之势。《旧唐书》卷148列传第九十八《裴垍传》：“元和初，召入翰林为学士，转考功郎中、知制诰，寻迁中书舍人。李吉甫自翰林承旨拜平章事，诏将下之夕，感出涕。谓垍曰：‘吉甫自尚书郎流落远地，十余年方归，便入禁署，今才满岁，后进人物，罕所接识。宰相之职，宜选擢贤俊，今则懵然莫知能否。卿多精鉴，今之才杰，为我言之。’垍取笔疏其名氏，得三十余人。数月之内，选用略尽，当时翕然称吉甫有得人之称。”这次裴垍推荐的人才中恐怕韩愈不在其列。李吉甫元和二年春正月拜相，韩愈六月才自请分司东都。韩愈期间的期待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但造化弄人，韩愈的努力或许因为“谗谤”者从中作梗，加上韩愈和裴均的关系。使他最终选择了退却，远离权力的中心。 到元和三年秋，裴均入朝为官，朝廷的接待礼仪非常隆重。而企图动摇李吉甫宰相地位的正是此人。《旧唐书》卷148列传第九十八《李吉甫传》：“(元和)三年秋，裴均为仆射、判度支，交结权幸，欲求宰相。先是，制策试直言极谏科，其中有讥刺时政，忤犯权幸者，因此均党扬言皆执政教指，冀以摇动吉甫，赖谏官李约、独孤郁、李正辞、萧侥密疏陈奏，帝意乃解。”[14]399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