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迅在充分肯定《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的同时，还对其体例未能统一和命题造语略有微词。如果说指出体例未能统一这样的问题还略显中立的价值判断的话，那么，对“命题造语”问题的批评便深刻地反映了鲁迅的小说翻译观。鲁迅认为“命题造语，又系用本国成语，原本国未尝有此，未免不诚”。这表现了鲁迅在翻译中更注重“硬译”。鲁迅的翻译，努力保持着原作的口吻和精神，即“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25)但是，依据这样的原则翻译出来的小说，在实际传播过程中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如周氏兄弟合作翻译的《域外小说集》竟然到了没有几个读者购买的地步。相反，一些不注重“硬译”的翻译，像林译小说恰是通过意译乃至改译，得以赢得中国读者的欢迎。与此类似的是，被鲁迅视为“未免不诚”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反而拥有了更多的读者。这恰恰说明，鲁迅在翻译的“理想国”中坚守的“硬译”原则，从理论上说是切实可行的，从实践上说也是可行的，但就其特定时空下的特定读者来说，在“硬译”的同时如果不重视“意译”，其“诚”倒是做到了，但由“诚”而来的翻译则成为没有几个读者能读懂的“天书”(林语堂语)。如此说来，那翻译者努力得来的“诚”又有多少意义呢？ 从理论上说，“诚”既然有其二重性，那么，鲁迅在审读时推崇的“诚”到底有没有值得肯定的方面呢？显然，这便涉及到鲁迅对“诚”带有偏执性的追求了。就翻译作品而言，对“诚”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但是，对“诚”的执着追求对于鲁迅孕育和创作《狂人日记》来说，则是必不可少的一种“原则”。鲁迅的文化视阈下的“诚”，并不是一个“如何变通”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乎国民性格的大问题。鲁迅早在1907年论及国民性时便这样说过：“当时我们觉得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26)与对“诚和爱”的推崇相对应的是，鲁迅把“瞒和骗”看作国民性的弱点：“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27)这一正反对比，说明了鲁迅是把“诚”上升到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两种东西之一的高度来看待的。也惟其如此，鲁迅才会在评判翻译时特别凸显“诚”的原则；惟其如此，鲁迅才会在孕育和创作《狂人日记》时规避了文艺上“瞒和骗”(28)这一老路上的陷阱，创作出了中国历史上真正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开启了“新小说”的崭新范式。 鲁迅对《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存在的其他“小失”虽然也有所提及，但总体上来说，在他的审读报告中依然肯定了这部翻译小说之于“当此”这一时间节点上的意义：“然当此淫佚文字充塞坊肆时，得此一书，俾读者知所谓哀情，惨情之外，尚有更纯洁之作，则固亦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矣。”显然，鲁迅对长期以来的文学界之现状是非常不满的，即便是在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际，这种现状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改观。在鲁迅看来，文学界流行的以言情为主的通俗小说是一些一味地凸显“衷情”“惨情”的“淫佚文字”。在此情况下，《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作为“更纯洁之作”便犹如“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弥显珍贵。鲁迅在此发出的议论具有两重含义：一是对文学界流行的文学作品极为不满，这便意味着，如果鲁迅要着手进行小说创作的话，自然不会随波逐流，而会另辟蹊径，创作出完全迥异于既有的通俗小说之品格的“更纯洁之作”；二是表明对“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的文学境界的神往之心。如果鲁迅要着手进行小说创作，便会自觉地追求小说应达到昏夜里的微光、鸡群里的鸣鹤之境界，以一种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姿势，成为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昏夜”里照亮人们心灵世界的第一缕微光。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当鲁迅在嗣后创作《狂人日记》时，便把“昏夜”意象纳入到了作品之中，诸如“全是发昏”、“全没有月光”、“半夜”、“胡涂”、“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屋里面全是黑沉沉的”、“太阳也不出”、“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等等，都为我们营构了“昏夜”的意境。而作为“人之子”的狂人在觉醒后发出的第一声“呐喊”——“救救孩子”(29)，则犹如洞穿这漫漫黑夜的一缕“微光”，照亮了这千年以来的“昏夜”，新世纪的曙光由此开始降临了。 总的来看，当我们把通俗教育研究会纳入历史的视野中加以审视时，便会发现，《新青年》并非中国现代小说发生的唯一源头，象通俗教育研究会这样的机构也许同样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新青年》以其显性的形式，通过文学革命等口号，用鲜明的话语，把文学革命的诉求提了出来，并借助北京大学这一公共领域，迅疾地使文学革命成为名噪一时的文学运动；而通俗教育研究会则以隐形的形式，把小说创作和翻译纳入到了中华民国的政治诉求之中，用相对温和的话语，从理论和实践上为新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体制上的保障。鲁迅正是在通俗教育研究会对如何创作中国“新小说”有了现实的调研和理论的思考，并初步形成了现代小说的意识。因此，当时间的脚步迈进到1918年4月时，怀抱着创造中国之“更纯洁之作”这一豪迈激情的鲁迅，在S会馆里创作出了别离“哀情”和“惨情”，饱含着“诚和爱”的现代小说——《狂人日记》，并刊发于《新青年》，这意味着通俗教育研究会和《新青年》这两大阵营得到了贯通，中国现代小说也因此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确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