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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冯雪峰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他在20世纪40年代集中发表了系列论文，对文学的基本问题作了独特的阐释，特别对文艺创作过程中的“客观”与“主观”问题，提出了“人民力”与“主观力”的概念，认为反映人民的生活和现实的斗争，反映人民的新生力量，是革命现实主义文艺追求的目标，同时也强调作家的主观力量和主观创造性，最后实现“人民力”与“主观力”的统一。“人民力”和“主观力”反映了冯雪峰对文艺创作过程中主客观关系的认识，对于当前的文艺创作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 键 词：冯雪峰/人民力/主观力/文艺批评 作者简介：杨晖，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无锡 214122)；窦娜娜，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文艺学研究生(无锡 214122)。 冯雪峰是我国革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批评家，对“文艺与政治”、“艺术典型”、“文艺创作”、“民族性与世界性”等经典命题都作出过独特的阐释。就文学的创作过程，他提出了“人民力”与“主观力”的问题，并在对丁玲、杜鹏程等作家作品的批评中表达了他的思想，认为艺术创造的过程应该是“将实践的主观服从于认识的客观，而又将认识的客观移行于实践的主观”。①在他看来，艺术创造是艺术家以客观的社会现实为基础，通过主观的实践，将自我意识与思想、创造志趣与客观结合的过程。关于文艺创造过程中的“客观”与“主观”的问题，冯雪峰提出了两个相对应的概念，即“人民力”与“主观力”。 一、人民力：创作过程的客观标准 文学创作是否有客观标准？如果有，这个客观标准又是什么？为此，冯雪峰提出了“人民力”的概念，并通过它表达了自己的文学主张。 1.“人民力”的提出。冯雪峰在1946年的《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一文中最早提出“人民力”的概念。针对当时的现实主义创作，他认为，“第一是关于人民力的反映或追求的问题；第二是大众化的创作实践和民族形式的创造。”②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批评家，冯雪峰在20世纪40年代先后写作了系列论文，包括《论典型的创造》(1940)、《论形象》(1940)、《论艺术力及其他》(1945)、《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1946)、《题外的话》(1946)等，较为全面地思考了文艺的重大问题，意识到了“左倾”对革命文学的危险。他虽然当时也处于“左”的政治环境中，对文艺的看法也受到“左”的影响，但却能够比较清醒地认识“左倾”思想的错误对文学创作的危害。在《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中，他明确地提出“左倾机械论”是革命文学的主要错误，第一“是使文艺与政治之战斗的结合变成了机械的结合，使文艺服务政治的原则变成了被动的、简单的服从，取消了文艺之对于人民的丰盛的现实生活的具体掘发和反映，也取消了文艺的反映和推动群众的意识斗争的更为根本的任务，取消了从具体生活和斗争的反映中文艺的教育、战斗和创造的机能。”③认为“左倾机械论”没有正确理解文艺来自于人民，反映人民的生活与革命斗争的要求，而是让文艺创作变为政治原理与政治口号的复述，让文艺内容变为政治上的教条与公式，从而失去了积极的战斗力。第二“就是运动路线上和文艺批评上的所谓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的倾向。”④认为有些“左倾”者以无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来要求作家，对于中间作家以及许多不属于革命文艺阵营的作家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产生了宗派主义。针对“左倾机械论”的错误，尤其是第一点错误，冯雪峰提出了对“人民力”的反映和追求的问题。 2.“人民力”的内涵。冯雪峰认为，“人民力”是文艺发展的要求。他说：“现在现实主义的理论和运动的方向，是向着文艺之人民力的反映和大众化创作实践的展开，在这方向之下，我们上文说到的各种错误倾向就必须有正确的纠正。”⑤“人民力的反映”是文艺的发展方向之一，也是纠正各种错误文学倾向的要求。紧接着他又说：“谁都认为反映全民族的人民的生活和现实的斗争，特别反映在飞跃地发展着的人民的新生的力量，是我们革命现实主义文艺现在所追求的唯一根本的目标。”⑥冯雪峰一方面以“革命现实主义文艺所追求的唯一的根本的目标”来说明“人民力”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大致表述了“人民力”的内容，即要反映人民的生活与现实的斗争，尤其是要在斗争中揭示出“人民的新生力量”。 冯雪峰认为，“人民力”即人民的力量。他说： 人民的力量，对历史和社会的客观本身及其变动上的其他的客观条件说，是人民的主观的力量；但对作家或文艺的主观说，它是客观。人民的力量又是怎样来的呢？来自历史的现实的矛盾斗争中。正惟这客观的人民的斗争和力量，才是文艺的思想力，艺术力，作品或作者的一切主观战斗力的源泉。⑦ 这一段阐述虽然还不是对概念所作的界定，但大致划定了边界，那就是“人民力”是人民在现实的矛盾斗争中的力量。温儒敏先生将他的“人民力”具体化为“人民在推进历史和变革现实中所表现的力量，又体现为革命的要求、历史的方向和社会发展的本质，等等”，⑧认为是冯雪峰在历史唯物主义把人民看作是主宰历史的决定性力量这一信念支配下提出来的概念。以这样的视角看，冯雪峰的“人民力”便有了某种哲学上的意味；同时，在他的“政治论”中，“人民”又是政治需要争取的力量，政治活动的进行离不开人民的力量，所以，“人民力”便具有了政治和哲学的意味。但作为文艺理论家的冯雪峰，他认为“人民的力量”最终还要反映到文学作品中去，作家从客观的人民的斗争中汲取力量，使创作的文艺作品呈现出思想力与艺术力，将历史现实矛盾斗争中的人民的力量透过作品映射出来，使作品表达出“人民之历史的要求、方向和力量”。由此，“人民力”也就成为了文学批评的概念。 “人民力”中的“力”字，不仅指的是“力量”，更包含了“有力度”的意思。也就是说，创作不仅仅要真实地反映人民社会生活，而且还要“有力度地”反映这种生活，从中体现出时代的变革和历史的方向。冯雪峰的“人民力”包含“人民”和“力”两个方面。“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在那时的历史现实中，冯雪峰的“人民”主要指那些与广大劳动群众有关的，并以他们为主体的社会现实生活；而“力”是动态的，是在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中所体现出来的发展与变化的趋向力度。 值得注意的是，冯雪峰对于“人民”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在他对“人民力”的阐释中，并没有回避对落后人民的批判，而且他一直反对“将人民的斗争看成是直线的、没有险阻、没有曲折的东西”，⑨否则这一现实将可能导致宿命论和客观主义。人民的斗争应该遭遇过艰难与挫折、尝试过失败与错误。只有通过这样的斗争过程，人民才能更好进行自我的矛盾斗争，才能从中产生力量。正如冯雪峰所说的，“人民不能是一个概念的名词，人民的战斗不能是在光辉与胜利之外就不包括艰难挫折，错误与失败的斗争。革命的人民既不能不是和反革命阶级矛盾的对立物，它本身也就不能是没有矛盾的统一物；人民的胜利就不能不在战胜敌人的过程中也同时经过自身的光明与黑暗、进步与落后的矛盾斗争的过程而取得的。”⑩ 3.“人民力”的回归点。冯雪峰对于“人民力”与文艺关系的认识要回归到他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认识。他认为“文艺成为广大人民的生活，斗争要求和力量的反映，则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自然也很明确了”，“政治决定文艺的原则，是现实和人民的实践决定文艺实践的原则。”(11)这里的“广大人民的生活，斗争要求和力量”，指的是体现社会生活和历史本质的“人民力”，“现实和人民的实践”正是“政治”的主要内容。冯雪峰认为，文艺成为“人民力”的反映，就能够明确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表现了他将文艺与“人民力”的关系比作了文艺与政治关系。在他看来，“政治”是“生活”的核心，“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是文艺和生活的关系的根本形态。”(12)“政治”成为“生活”的根本内容，所以，文艺与“人民力”之间的关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便有了某种程度的一致性。正如他所说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最主要的是反映人民实践发展上之辩证的关系；在人民实践发展上，主导的和领导的力量与思想是不可少的，必须强调的，——在这里文艺反映生活就体验着一种政治的关系，即这种发展的实质；而它的实践就秉着这种方向而促进着这种发展。”(13)可见，人民力、生活与政治在一定程度上被等同起来了，文艺与“人民力”之间的关系最终还是回归到冯雪峰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认识上。 4.“人民力”的批评实践。在确定了文艺与“人民力”关系的基础上，冯雪峰认为作家的创作应该以“人民力”为客观标准，能够反映出“人民力”的作家才是“新的小说家”。他说：“新的小说家，是一个能够正确地理解阶级斗争，站在工农大众的利益上，特别是看到工农劳苦大众的力量及其出路，具有唯物辩证法的方法的作家!”(14)这就要求作家必须以工农大众即以人民为主体，反映与人民相关的现实生活，并在现实的矛盾斗争中，揭示出社会进步、变化和发展的实质。 冯雪峰在对丁玲小说创作的评价中就涉及这个问题。他说：“丁玲在写《梦珂》，写《莎菲女士的日记》，以及写《阿毛姑娘》的时期，谁都明白她乃是在思想上领有着坏的倾向的作家。那倾向的本质，可以说是个人主义的无政府性加流浪汉(Lumken)的知识阶级性加资产阶级颓废的和享乐而成的混合物。”(15)冯雪峰的批评过于严重，在于丁玲持着知识阶级的身份，在创作上体现的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自由不被束缚，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他对丁玲的评价，正是由于其批评的出发点，是丁玲的作品在客观上没有能够体现以人民为主体、反映人民力量的社会生活和历史矛盾，即作品没有体现他所说的“人民力”。在他看来，丁玲在一些小说，如《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阿毛姑娘》里面，“任性的反映了作者自己的偏离社会的、绝望的、个人主义的无政府的倾向。”(16)而现在丁玲已经走上了一条进步的道路——“向社会”的道路，即工农大众的路。表现在她的创作中已经主动地反映社会思潮的变动，描写阶级斗争，表现人民力量，正如他所说的，“丁玲所走过来的这条进步的路，就是，从离社会，向‘向社会’，从个人主义的虚无，向工农大众的革命的路”。(17)冯雪峰对丁玲的评价是否恰当在此不论，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他对丁玲前后两个时期的不同评价，正在于丁玲在创作上的这种“变化”正好符合冯雪峰自己的文学评判标准。在他看来，丁玲走上了一条进步的路，从“离”到“向”社会，从“个人主义的虚无”到“工农大众的革命的路”，一切皆在于丁玲后期的创作靠近了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现实生活，表现出了革命的要求、历史的方向和社会发展的本质。按他的说法，丁玲的小说《水》的创作开始发生变化，通过这种变化肯定了丁玲开始走上“工农大众的革命的路”的倾向，即在作品中表现了“人民力”。冯雪峰的这篇《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写作于1932年，虽然他当时还没有明确提出“人民力”的概念，但不难发现，其批评的标准，与他后来所阐释的“人民力”是一致的。 到1949年冯雪峰评欧阳山的《高干大》时，已经很明显地出现“人民”的词汇和体现“人民力”的要求。他认为这篇小说最成功的地方在于“抓住了共产党人的这一个品质和‘魂灵’”，但是，“内容的生活力不够丰富，表现上的艺术力量不够丰富和旺盛”，关键的原因就在于“作者还没有把人民的生活和意识的历史、对新的生活的渴望和理想，当作主题的必要的背景和作品的生命力的重要来源而加以充分的掘发和反映的缘故”。(18)不管是人民的生活和意识的历史，还是对新生活的渴望和理想，都是“人民力”的体现，所以冯雪峰认为《高干大》这部小说还不够成功的原因就在于未能充分反映“人民力”上。 与“人民力”相对的是“左倾机械论”产生的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冯雪峰将“为政策”而写作品作为对比来进一步强调“人民力”。他看到当下“许多关照着政策或者为了政策的任务而写的作品，差不多都有思想性不高、艺术性不强的情形”，(19)但认为不能将这一责任完全归咎于“政策”本身，而在于“是否把政策性放在人民的思想和生活动态的基础上。”(20)这类为“政策”而创作的作品，思想性不高、艺术性不强的原因不在于政策本身，而在于创作当中是否以“人民的”思想和生活的动态为基础。在他看来，作品无论是否关照政策，或是为了政策任务而写，要想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较强的艺术性，就必须紧靠“人民”，表现“人民力”。只有做到这一点，“关照政策”才不会成为阻碍作品生机的因素。就像《高干大》这部担负政策任务却比较成功的小说，它的“思想性是相当高的，艺术上也有很大的成就；但我们如果说它的思想性还没有发展到这个主题所应有的高度，它的艺术力也还不够像它的思想性所要求的程度，那么，那原因就在于我们上面所说，还没有充分地把人民的生活和意识的发展历史，当作主题的必要背景和作品生力的重要来源而加以掘发和反映的缘故。艺术性和思想性也总是相联系的。”(21)冯雪峰以小说《高干大》为例，阐述作品的成功不会受政策的妨碍，关键在于是否充分挖掘人民的生活和意识的发展历史，反映人民力。同时，在这段评论中，冯雪峰还认为作品的成功表现为较高的思想性和较强的艺术性，而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成就最根本的要求是充分反映人民力。所以，他在作品论层面上的批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他的“人民力”的影响。 冯雪峰认为，人民的力量“对作家或文艺的主观说，它是客观。”(22)也就是说，在创作过程中，相对于创作主体的作家来说，“人民力”应该是创作中的客观方面。他说：“大家对文艺要求着思想力，艺术力，主观的战斗热力，……无非是要求文艺应该真实地在现实斗争中而将人民力变成文艺的主观的力量”。(23)“人民力”变成文艺的主观力量，发挥更好的政治功用，这就产生了与“人民力”相对应的“主观力”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