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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读《小说股办事细则》，第一节作为“总纲”主要是对整个小说股的工作进行全面界定。第二节对调查进行了全面的规范，指出：“不论内外国新旧小说，本股均应设法训查。”⑦这样一来，就把通俗教育研究会对小说的调查，扩充到了“内外国新旧小说”这样一个相对宽泛的范围中。这一界定，对扩展小说股的主任和相关人员的“训查”意识具有导引作用。然而，要想对小说做出较好的“训查”结果，调查员不仅需要深入实际，到社会中去，还要带着一种审视的眼光，得出“意见”，这一“意见”再经过“本股主任”提交给“委员会”。第三节主要是就审核的办事细则进行规范，指出“本股得调查员之报告后，应按照调查目录分别搜集，交由审核员审核”，特别强调“审核员应加具评论及意见书交由本股主任经由股员会报告大会”。这就使得审核员兼具了批评家的职能，要对其搜集到的小说作出评判，然后呈交给主任。自然，经过主任过目的“评论及意见书”，便不再是“审核员”的个人评论和意见，而是获得了主任认可的评论和意见。其中，那些在主任看来不符合要求的评论和意见，就会被屏蔽掉。然而，在这一工作过程中，由于“审核员”和“主任”所站的文化立场的不同，他们作出的评论和意见不可能完全一致，这就使得内部的“评论和意见”恰如社会上的“评论和意见”一样，都显现出一种矛盾的状态。第四节的编译细则和第三节的审核细则基本上相似。最后的附则强调《小说股办事细则》需经过“教育部核准”⑧之后才能有效，这就突出了小说股对小说的审核权力恰是来自民国教育体制的赋予。将小说股及其所管理的小说纳入到民国教育体制中，这既是对民国教育体制下的小说股权力的认同，也是对小说作为一种通俗教育形式，已经在民国教育体制内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的确认。它为“新小说”的诞生提供了体制上的保障。 小说股在制定了较为详尽的办事细则之后，又在第四、第五次会议上确立了《审核小说之标准》。在小说股制定的小说审核标准中，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首先，小说股对小说进行类型划分，突破了传统的题材疆域。在中国传统小说中，人们对小说尽管有所分类，但是分类还是比较粗疏的。但总的来说，显然传统小说分类没有像民国初期所制定的审核标准那样细致。因此，我们如果从分类的角度来看，在传统小说中被置于边缘乃至被抑制的小说书写对象，开始进入了小说家的视野中，这就为现代小说逸出传统小说的疆域提供了诸多的可能性和合法性。 小说股对小说的分类，主要是从题材的维度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划分。值得追问的是，这个时期小说股为什么会从题材的维度上对小说进行分类，而不是根据其创作方法来进行分类呢？这或许与以下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客观社会现实的需要。在中国传统小说中，题材并不仅仅是一个文学题材的问题，而是一个隐含着在题材之上的政治问题。从政治的维度来看，有些题材是不允许书写的，像政治小说便是如此，否则的话，如果小说涉嫌影射或诋毁政府，就会使书写者锒铛入狱。在清政府那里，不但有关政治题材的作品不容许书写，而且即便是那些“自然书写”也被置于政治的维度而予以查禁，这便封杀了诸多题材书写的合法性。二是区别于中国传统小说划分的传统。中国传统小说往往是根据其题材进行大而化之的划分，如《西游记》被当作志怪小说，《三国演义》被当作历史小说。这种划分标准，与西方小说侧重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创作方法来进行划分具有显著的差异。因此，在民国教育体制下，从题材入手，尤其是从社会现实客观存在的题材入手，来划分小说类型，这就为小说由题材的属性划分向以创作方法属性为标准的划分推进了一步。 在民国教育体制的保障下，小说创作的题材在法理上已经没有了政治禁区，小说创作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小说股把小说主要划分为教育之小说、政事之小说、哲学及宗教之小说、历史地理之小说、实质科学之小说、社会情况之小说、寓言及谐语之小说等七类⑨，这七类之外的小说则被纳入到了“杂记一类”中。在这种小说类型的划分中，教育、政事、社会情况三类是根据社会客观存在进行划分，哲学及宗教、历史地理、实质科学、寓言及谐语四类是从思想层面上确定的。就前者而言，客观现实题材突破了传统的政治禁区；就后者而言，哲学及宗教层面的思想题材，则突破了传统的思想禁锢，这就为思想解放拓展了空间。 其次，小说股对小说类型的评审标准进行了界定。对教育之小说的最高要求是“理论真切，合于我国之国情者，为上等”；对政事之小说的最高要求是“宗旨纯正，叙述详明，有益国民之常识者，为上等”；对哲学及宗教之小说的最高要求是“理想高尚纯洁，足以补助道德之不逮者，为上等”；对历史地理之小说的最高要求是“取材精审足资观感者，为上等”；其对实质科学之小说的最高要求是“阐明真理，有裨学识者，为上等”；对社会情况之小说的最高要求是“以改良社会为宗旨，词意俱精美者，为上等”；对寓言及谐语之小说的最高要求是“言近指远，发人深省者，为上等”。小说股对各类小说的这种评审标准，从理论话语的表述来看，尽管对各种标准的内涵尚没有明确的界定，但这种建立于宽泛标准之上的理论表述，便为审核者依照其所认同的“理论”来裁定小说之上乘与否提供了可能性。 小说股的主事者对小说审核标准之所以采取了这种表述方式，其背后的动因在于对这种政治修辞策略的认同。从中华民国的建立来看，民国体制无疑已经得到了确立，但在用什么思想作为中华民国的指导思想上，还存在着争议。孙中山热切期盼的中华民国的指导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其所皈依的是民主共和的政体。袁世凯梦寐以求的中华民国的指导思想则是封建专制思想，他所皈依的是专制独裁的帝制政体，他对小说的要求是“寓忠孝节义之意”。孙中山、袁世凯之外，还有一批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人物，如康有为等，则主张中间路线，他们期望着实行杂糅西方现代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的君主立宪的政体。只不过第三种路线仅仅停留在思想和言论上，并没有强有力的承载主体。因此，就其根本来说，“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此情形下，小说股在对小说审核标准的确立上，如果要采取一种明晰的话语表述方式，如采用民主、科学、平等等话语来表述，则会受到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政治势力的激烈反对；要采用专制、独裁、等级等话语体系来表述，则有悖于中华民国作为现代政体的基本要求。正是基于这种复杂境况的考量，他们只能采取一种较为普泛性的表述方式，从而为持有不同思想、站在不同的政治立场上的人提供“话语各表”的足够空间。惟有如此，小说股所制定的有关“标准”，才会在袁世凯主导下的教育部获得通过。 关于鲁迅在通俗教育研究会工作的意义，尽管人们也作了很多的阐释，但这些阐释更多地是从政治上确认了鲁迅。认为他“从思想政治方面有力地坚持了民主革命的基本方向，直接地抵制了帝制复辟主义者们妄图利用小说股作为反革命舆论阵地的阴谋活动”⑩。这一立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的主流话语还是把政治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在此情形下，人们将鲁迅在通俗教育研究会的意义停留在政治层面加以确认，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中国社会和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今天，学界对鲁迅在通俗教育研究会的意义依然缺乏深入研究。那么，通俗教育研究会之于鲁迅的意义，究竟在哪些方面呢？我认为，这更多地体现在其对现代小说的孕育和生成上。换言之，鲁迅在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工作，对其小说创作从传统小说《怀旧》到现代小说《狂人日记》的转变而言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节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