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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创作《狂人日记》之前，既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小说家，更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大学教师，而是一个在教育部担任一定职级的官员。他这个教育部的官员，还不是纯粹行政意义上的官员，而是一个具有自己独立思想和操守的人，这种独立思想和操守有时会和现实政治发生矛盾。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在教育部任职时期，鲁迅对教育部颁发的那些与自己的认同相悖的行政命令，采取了“有权在手，便当任意作之，何必参考愚说耶”(11)等对抗措施。这样一来，鲁迅担任小说股主任，在起草有关标准时，能够较好地灌注进自我的意愿。 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这一角色，使鲁迅从如何建构民国政体这一根本点上来考虑新小说的发展。从鲁迅在这一阶段的文化身份来看，作为小说股主任的鲁迅，自然就要站在民国教育的基点上，思考着如何利用新小说来为新建立的民国政体服务等根本问题。这样的社会角色，客观上便需要鲁迅有更为宏观的文化视野，而不再是就小说论小说，也不是就通俗教育论通俗教育。身在教育部，鲁迅更多地感受到袁世凯为了称帝而实施的尊孔教育是对中华民国政体所宣示的民主思想的背离。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二次全体会员大会于十月二十八日正式开场。新经任命的教育总长张一麐在会上大肆鼓吹封建主义，公然为卖国贼袁世凯复辟帝制大吹喇叭，他说什么：‘……中国社会自游牧时代进入宗法时代，而宗法社会遂为中国社会之精神，一家人咸听命于其家长，孝悌贞节，皆为美德，著于人心，蒸为风俗，此诚我国社会之特长也……’等等……为此目的，当他在后面讲到小说股的任务时，就搬出了腐朽不堪的孔孟之道：‘而积极一方面，则编辑极有趣味之小说，寓忠孝节义之意，又必文词情节，在能引人入胜，使社会上多读……’并‘极望’‘本会会员’能‘戮力同心，进行不懈，务使于一年二年之后成绩日进。'”(12)“企图尽量缩短审核时间，以便仍能‘尽快编译’那些宣扬所谓‘忠孝节义’的东西。鲁迅对此坚不相让，他针锋相对地坚持‘此期限规定极难’，结果这次会议以议决‘审核时间暂不规定’作为结束。”(13)这说明鲁迅在教育部期间，对袁世凯要求宣扬“忠孝节义”之类的东西，从内心里是排斥的，在行动上是抵制的，只不过这种排斥和抵制并没有达到“针锋相对”的地步而已。至于教育部官员秉承袁世凯的旨意对通俗教育研究会提出的诸多要求，鲁迅有了切实的感性体验和深刻的理性审视，所以，鲁迅在制定小说股审核小说的标准上，便自然地卷入政治的漩涡之中：一方面，由其主导制定的审核小说的标准，自然要体现出鲁迅本人的意志和思想；另一方面，作为教育部指导下的小说股，制定出来的审核小说的标准，更要体现出教育部尤其是身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的意志和思想。毕竟，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再次设立，本身就是袁世凯推动的结果，而袁世凯之所以要设立这一研究会，自然是把研究会的职能纳入他的政治意志，即把中华民国颠覆之后建立的“帝制”之中。这样一来，鲁迅在制定小说股审核小说的标准上，就会和教育部代表袁世凯意志和思想的一部分人发生冲突。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鲁迅在制定出了小说股的审核小说标准之后，还是辞去了小说股主任这一职务。这使得鲁迅对中国社会现实有了更真切的体验，情感和思想有了更大程度上的压抑，这就为其后来的爆发积蓄了能量。这恐怕也正是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发出诸如“救救孩子”之类的“呐喊”、愈加沉郁和愤激的内在缘由。由此说来，鲁迅在教育部这个官场所获得的情感体验和理性认知，就使得他比创作《怀旧》时有了较大的提升，这便为鲁迅成长为文学大家所必需的文化品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正是由于鲁迅置身于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才使得他对礼教等一套规范体系有了更真切的认知，使得他创作出来的小说主题总是能够回应社会关切的重大问题，从而使得“狂人”的形象从历史的雾霾中走了出来，成为第一个承载起反封建礼教主题的勇士形象。鲁迅在创作《狂人日记》时，在对现实社会富有深度把握的基础上，结合自我的人生感悟，先创造出“狂人”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再把“狂人”这个人物的社会关系创造出来，又把这个人物与社会的关系相互作用下的矛盾创造出来，这恰恰是小说超越前人的关键所在。中国历史上不乏类似狂人这样的人物，但他们大都被看作“疯子”，没有在小说中获得正面的书写。所以，鲁迅塑造的狂人这一人物形象，相对于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来说，无疑具有惊世骇俗、振聋发聩之效能。 值得深思的是，鲁迅通过狂人这一人物形象传达给读者的“言外之意、象外之旨”是什么？这不能不与鲁迅切身体验到的社会现实有着极大关联。创作《狂人日记》时的鲁迅，不是一个偏居于一隅、与时代激流毫无干系的纯粹意义上的作家，而是一个置身于社会漩涡的中心，既切身感受到袁世凯倒行逆施推崇专制的寒意，也切身感受到陈独秀为“总司令”的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科学、民主的春意的作家。这样的双重体验赋予了鲁迅创作的《狂人日记》以双重文化品格：一是对旧文化的反叛和清理，这表现为对被奉为圭臬、且是“历来如此”的“吃人”礼教的否定；二是对新文化的皈依和呼唤，这表现为“救救孩子”的吁求。显然，这样的立意，如果没有对袁世凯为代表的帝制政体及其所推崇的对传统文化的全盘继承的清醒认知，没有对大转折时代价值体系的紊乱所带来的底层阻力的切身体验，那种既接“地气”又回应“天气”的囊括时代风云之作，便失却了孕育和生成的机缘。正是这种情感体验和理性认知，使鲁迅的小说主题具有了时代所能企及的深度和广度。如果说“文章合为时而作”是一切优秀的作家成长为文学大家的必要条件的话，那么，亲炙时代的风霜雪雨的鲁迅，其所发出的每一声呐喊，每一次反抗，不仅仅是听从于己方的将令，更是积极主动地剑指对峙的敌方，这恰是其成长为文学大家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鲁迅的思想正是植根于中国社会最为坚实的文化土壤之中的。离开了这一点，我们就无从把握鲁迅的思想会达到如此高度的原因。显然，这一角色定位使鲁迅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家，更不会像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家那样，循着既有的小说路径进行小说创作，而是要在新文化发展基点上，赋予新小说参与建构新文化的现代品格。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的职责，使鲁迅对新小说的如何发展具有了宏观的视野。所以，在新文化运动氛围氤氲之际，鲁迅便感知到了时代欲来的风雨，并作出迅即回应。这便是鲁迅在《狂人日记》这一日记体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深刻主题，以教育作为切入点，指出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这样的主题，既是对以袁世凯为代表的专制行为的强有力回击，又是对社会上复古思潮的坚决回应，由此使得其创作出来的小说《狂人日记》不再是游离于社会主潮之外的“风花雪月”，而是紧随着时代的脚步而发出的“铿锵之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