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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茅盾的文学批评道路也不是一条直线，有时会出现微妙的变化，呈现出不平衡甚至矛盾的状态。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茅盾实际参加“左联”组织从事文学批评时，左倾的文学理论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他，留下了时代的烙印，批评成就和特色都有所减弱。如茅盾早期所写的作家论，“比较尊重作家创作的选择及其特殊的艺术追求，也比较注意审美的判断……这时茅盾的批评是比较宽容和切实的。”(40)但是到了1933年他所写的《女作家丁玲》，也在很多方面附和流行的左倾理论，从作家世界观的转变来机械地理解丁玲创作的转向。作家的阶级立场、生活道路等非文学因素越来越受到重视，他原来较少关注的题材、主题等也逐渐排斥了对作品美感的咀嚼和欣赏。如茅盾把丁玲的创作道路划分为《莎菲女士的日记》时期、“革命与恋爱”时期和以《水》为代表的时期，这样的划分显然是以丁玲思想的历程而不是以文学本身的逻辑进程作为依据。他认为作家思想的进步必然造成文学世界的进步，其结果自然无形地把《水》提高到和作品自身不相称的位置：“《水》在各方面都表示了丁玲的表现才能的更进一步的开展……可是这篇小说的意义是很重大的。不论丁玲个人，或文坛全体，这都表示了过去的‘革命与恋爱’的公式已经被清算！”(41)事实上，虽然《水》的确终结了“革命加恋爱”的文学创作模式，但却同时开启了概念化更为严重的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模式，而这种模式给文学带来的负面影响更为深远，遗憾的是茅盾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些评论基调人们都似曾相识地在钱杏邨、冯雪峰那里见到过。在“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像无物之阵那样无处不在的时候，即使茅盾这样出色的批评家也无法独善其身，真正与其划清界限。直到晚年，茅盾对这些现象才能做出较为彻底的反思，认为这是左翼文学批评整体水平的贫弱所导致：“健全正确的文艺批评尚未建立起来，批评家尚未摆脱旧的习惯。”(42) 钱杏邨、冯雪峰和茅盾都是中国左翼文学较有影响的批评家，在血与火的年代，他们都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中国左翼文艺运动，扩大了左翼文艺的影响。在对著名左翼作家丁玲的评论中，他们几乎同时发现了这位作家的文学生命，并以自己的批评方式做出了阐释，不少地方充满真知灼见，构成了丁玲研究历史链条的重要一环。但也应该看到，钱杏邨、冯雪峰、茅盾的丁玲评论存在的缺陷也是无可避讳的，他们都企图通过具体的文学形象来图解意识形态领域的抽象概念，文学审美的中介方式几乎消失了，文学被封闭地焊接在政治、阶级等的标签上，因而丁玲一定意义上成为了他们发挥这种批评理念的传声筒。人们看到的是，在丁玲红色意义凸显的背后却是对文学本体的迷失，中国左翼文学批评由此也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和挑战。钱杏邨、冯雪峰和茅盾在评论丁玲中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在中国左翼文艺思潮中是带有共性的，在今天仍不失为供人们反思的典型范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