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作为一个有独特创作个性的女作家，丁玲自登上文坛伊始，就受到评论界尤其是左翼批评界的关注。钱杏邨、冯雪峰、茅盾等左翼批评家几乎同时发现了丁玲的文学价值，并以自己的批评方式做出了阐释，丁玲及其作品的红色经典意义也逐渐在他们笔下变得清晰。但也应该看到，钱杏邨、冯雪峰、茅盾的丁玲评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由于受到当时左倾机械唯物论影响，他们都企图通过具体的文学形象来图解意识形态的抽象概念，文学审美的中介方式几乎消失了，文学被封闭地焊接在政治、阶级等的标签上，因而丁玲一定意义上成为了他们发挥这种批评理念的传声筒。在丁玲红色意义凸显的背后，却是对文学本体的迷失，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 作者简介：文学武，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1927年，丁玲以其处女作《梦珂》开始登上文坛，不久《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也陆续刊出，迅疾在文坛刮起了一阵旋风。正如当时一篇评论所指出的那样：“丁玲女士是一位新进的一鸣惊人的女作家。自从她的处女作《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阿毛姑娘》等在《小说月报》上接连发表之后，便好似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一颗炸弹一样，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所震惊了。”①从此，围绕丁玲的评论大量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左翼文学批评界对丁玲始终给以了极大的关注，丁玲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是左翼批评界注意的焦点，其蕴含的红色经典意义逐渐生成和清晰，这种情形在早期重要的几位左翼文学批评家阿英(钱杏邨)、冯雪峰和茅盾的评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对丁玲的评论既有合理的历史内核，初步展示了左翼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成绩、特点，但很多时候也带有早期左翼文学批评的幼稚和偏颇，对丁玲颇多误读，留下了很深的“左”的痕迹。而这种批评模式在后来的文学实践中更带来了不少消极影响，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人们反思。 钱杏邨早年是“太阳社”的重要成员，曾经以《死去的阿Q时代》一文在批评界一鸣惊人。钱杏邨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深受当时国际上流行的“拉普”和“纳普”理论的影响，用所谓无产阶级文学教条理论来剪裁丰富的文学现象，在对许多作家的评论中都典型体现出“唯我独革”的心态，而《死去的阿Q时代》这篇文章也集中反映了钱杏邨激进而又偏颇的文学理念。他武断地把文化批判从思想领域引入到文学领域，以作家的阶级意识和阶级立场来划分阵营，把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学看成革命文学的对立面，宣称：“不但阿Q时代是已经死去了，《阿Q正传》的技巧也已死去了……这个狂风暴雨的时代，只有具着狂风暴雨的革命精神的作家才能表现出来，只有忠实诚恳情绪在全身燃烧，对于政治有亲切的认识，自己站在革命的前线的作家才能表现出来！”②然而这样一篇充斥许多错误观念的文章竟然被当时的“太阳社”吹捧为“实足以澄清一般的混乱的鲁迅论，是新时代的青年第一次给他的回音”③。可见钱杏邨的批评在当时已有相当的影响。随后钱杏邨在对茅盾、叶绍钧、陈衡哲、凌叔华、苏雪林、白薇、庐隐等许多作家的评论中都沿袭了这样的批评模式，即把作家的阶级立场放置在首要的位置，要求作家遵循唯物辩证法的创作原则，他对丁玲的评论自然也无法跳出这样的模式。 丁玲在文坛刚刚产生影响的时候，就进入到钱杏邨的批评视野，丁玲作品的时代性和独特性引起了他的特殊兴趣。1929年，钱杏邨在《海风周报》上发表《〈在黑暗中〉——关于丁玲创作的考察》一文，这篇文章也是丁玲研究出现的最早一篇论文，着重对丁玲刚刚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进行了评论。在此基础上，钱杏邨又在稍后以“钱谦吾”的笔名发表《丁玲》一文，此外，钱杏邨还曾经在《一九三一年中国文坛的回顾》《关于〈母亲〉》等文章中对于丁玲的小说《水》和《母亲》做过评论。在这些评论中，钱杏邨一方面展现出了他敏感的文学嗅觉，比较准确地指出了丁玲创作的独特价值；但另一方面，他某些地方流露的文学感悟能力又常常被他信奉的机械唯物论观念所窒息、扼杀，呈现出“扭曲现实”的脸谱主义，因而他对丁玲的评价很多时候是不客观的，对作家更多的是责难而不是理解，这种盛气凌人的批评自然难以经受历史的考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