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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早年是一个痴迷文学创作的诗人，他从事丁玲评论的工作虽然略晚于钱杏邨，但较为清醒的头脑、扎实的理论功底使得他的批评比起钱杏邨要客观得多。在冯雪峰的心目中，丁玲具有非同寻常的地位，他们之间深厚的友情使得冯雪峰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关注丁玲的创作道路。从1932年他发表《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到建国后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我们文学发展上的意义》，冯雪峰对丁玲创作中出现的许多现象都及时给予揭示，这些文章在丁玲研究中自然也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左翼文学时期的冯雪峰与左倾机械唯物论的代表人物钱杏邨有着不少的区别。冯雪峰虽然支持“创造社”、“太阳社”对革命文学理论的倡导，但又十分不满于他们对于文学简单、机械的理解；更不满意他们在批评中粗暴的态度和关门主义倾向。因而冯雪峰在左倾文学理论泛滥、甚嚣尘上之时，却能够冷静思考，甚至给予一定程度的抵制，是十分难得的。如冯雪峰1928年发表的《革命与知识阶级》一文就充分显示了其在重大理论问题上的独立思考能力，对于极端左倾批评理论抱有警惕和怀疑的态度。他很不赞同钱杏邨等那种动辄否定反封建意义、否定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做法，坚持认为中国反封建革命的任务并未完成，也为鲁迅的价值进行辩护：“在‘五四’‘五卅’期间，知识阶级中，以个人论，做工做得最好的是鲁迅。”(18)对于丁玲创作中出现的“革命与恋爱”模式的作品，冯雪峰虽然也肯定它是作家创作道路的一次重要转变，但并没有像钱杏邨那样把《韦护》《一九三○年春上海》等作品抬到那样高的地位，他甚至认为丁玲的《田家冲》“至多不能比蒋光慈的作品更高明”(19)。这说明冯雪峰对当时盛行的这种模式化创作的弊端是有所认识的。对于丁玲投身左翼文学运动后创作的《水》，冯雪峰也没有像其他评论家那样无限夸大它的意义，认为“这还只是新的小说的一点萌芽”(20)。随着冯雪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水平的逐步提高，他对左倾机械唯物论危害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后来能够站在更宽阔的视野对其前期评论的不足进行反思和修正。这一点在他1947年所写的《丁玲文集·后记》中就已表现出来。在这篇带有总结丁玲创作道路意味的文章中，冯雪峰对“莎菲型”女性的评价比起早年的激烈指责要温和一些，他肯定丁玲的《梦珂》“闪耀着作者的不平凡的文艺才分，惹起广大读者的注意，却也更透明地反射着那时代的新的知识少女的苦闷及其向前追求的力量”。“第二篇问世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是《梦珂》的一个发展，艺术手段也高得很远了。”(21)同时，对于他自己和钱杏邨都曾经高估的《水》，也更能清醒地发现其隐含的问题所在：“《水》，以艺术对现实对象的深度和艺术的精湛而论，反而大不及以前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它的不满人意的地方，照我看来，是在于以概念的向往代替了对人民大众的苦难与斗争生活的真实的肉搏及带血带肉的塑像。……这作品是有些公式化的，同时也显见作者的生活和斗争经验都还远远地不深不广。”(22)丁玲小说《水》存在的这些问题实质上是作者片面理解文学与政治、文学与作家世界观、创作方法等关系带来的结果，作者往往生吞活剥地从概念出发而不是从具体生活的真切感受中，通过艺术手段所自然达到的。丁玲创作中的这些问题在当时左翼作家中是普遍存在的，冯雪峰的这些评论，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片面的左倾唯物论的要害，对于纠正左翼作家创作中的概念化倾向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对于包括丁玲曾经受到热捧的“革命恋爱”小说，此时冯雪峰也能冷静地剖析其致命的弱点，“仅仅千篇一律地在所谓小资产阶级分子的一些意识上的纠纷上兜圈子，并没有深掘到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上的冲突实在反映着时代的矛盾根源和阶级关系。”(23)这可以看作冯雪峰站在历史的高度，对于这种概念化创作模式的一次较为彻底的清算。对于后来丁玲曾经遭受很多非议的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冯雪峰也力排众议，给以充分肯定：“《我在霞村的时候》，作者所探究的一个‘灵魂’，原是一个并不深奥的，平常而不过有少许特征的灵魂罢了；但在非常的革命的展开和非常事件的遭遇下，这在落后的穷乡僻壤中的小女子的灵魂，却展开了她的丰富和光芒的伟大。”(24)冯雪峰认为，小说之所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就是因为作者长久体验生活、拥抱生活，进而用形象的方式来塑造人物。考虑到冯雪峰这篇文章的写作已经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当时的绝大多数革命知识分子普遍接受了党的领导者对文艺问题的权威论断，他仍然能从复杂人性的角度来切入，显示了自己的独立思考精神。到了后来，冯雪峰在评论丁玲的著名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已经能够较为纯熟地运用恩格斯典型性理论来分析作品，从而对作品巨大的社会意义和现实主义特征做了很好的阐释。他说：“我认为这一部艺术上具有开创性的作品，是一部相当辉煌地反映了土地改革的、带来了一定高度的真实性的、史诗似的作品；同时，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在现时的比较显著的一个胜利，这就是它在我们文学发展上的意义。”(25) 但冯雪峰文学批评的复杂之处在于：虽然冯雪峰曾经较早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和介绍工作，虽然他不认同“创造社”、“太阳社”的理论主张，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当时盛行的机械唯物论加以抵制和批评。但总体来说，他并没有能够完全摆脱“左”的教条理论束缚，在反“左”的同时自己也不知不觉间陷入“左”的理论怪圈，因而在对不少文学理论问题的理解上亦有明显的失误，这些失误在他对丁玲的评论上都一一暴露了出来。冯雪峰早年的《革命与知识阶级》尽管与钱杏邨等人的观点有明显的分野，但不能否认的是也有不少“左”的论调，比如对知识分子在反封建时期的先进作用估计不足，认为他们只能充当革命的“附庸”。同时也错误地认为五卅以后“国民主要(次要当然要继续与封建势力斗争)是应该生活在工农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的”(26)。进而混淆了社会性质。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冯雪峰在评论丁玲转向革命文学之前的作品时，对作者描写的一群小知识分子就充满了排斥和否定，甚至由此来批评作家所谓错误的政治立场：“丁玲在写《梦珂》，写《莎菲女士的日记》，以及写《阿毛姑娘》的时期，谁都明白她乃是在思想上领有着坏的倾向的作家。那倾向的本质，可以说是个人主义的无政府性加流浪汉(Lumken)的知识阶级性加资产阶级颓废的和享乐而成的混合物。”他指责《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知识女性流露的是一种“苦闷的，无聊的，厌倦的不健康的心理状态”(27)。这样的论点和钱杏邨对丁玲的评论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其实这种过火的、以作家政治立场划线的做法恰恰和他曾经流露的较为正确的观点处于无法调和的矛盾中，冯雪峰很长一段时间就这样来回摇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