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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响研究 包译本的出版，无论是对于译者包令，还是对于原著《花笺》，两方面显示的影响，在十九世纪英国海外扩张狂飙突进的时代，都如哈哈镜里反射的影像，夸张变形而又匪夷所思。 对于译者而言，该译本使包令的声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可以说，他当初掌握汉语的野心有多大，最终蒙受的羞辱就有多大，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之间形同冰火两重天。 作为《花笺记》的两位英译者，汤姆斯与包令身份悬殊。汤译本的译者姓名前一无所有，终其一生，汤姆斯的职业身份似乎只是个“印刷工”。包译本的译者姓名前添加的称谓或头衔却多达六种：Sir(爵士)；LL.D.（法学博士）；F.R.S.（皇家学会会员）；Late H.B.M.Plenipotentiary in China（英国驻华全权代表）；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中国支会会长）；Phra Maha Yesa of Siam（泰国大使）。事实上，这还不足以囊括包令身份的全部，1849年来华之前，他已是个著名的经济学家、政治家，他是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哲学的忠实信徒，还曾担任英国国会下议院议员。来华工作的十余年间，他曾出任英国驻广州领事、香港总督、英国驻华全权代表等要职。 政治上的春风得意并没有使人忽略包令的语言天分。1854年2月18日的《伦敦新闻画报》说,包令的主要个性特征就是对于各种语言的渴望：“在16岁之前，他就学会了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尤其是后来在德语和荷兰语的学习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无师自通地掌握了多种语言。成年之后，他学会了斯拉夫语的各种方言以及俄语、塞尔维亚语、波兰语、波西米亚语、保加利亚语、斯洛伐尼亚语和伊利里亚语，冰岛语、瑞典语、丹麦语等斯堪的纳维亚语，还有古日耳曼语、古英语、高地德语、低地荷兰语、弗里斯兰语、古德语、爱沙尼亚语、列托语、芬兰语、匈牙利语、比斯开语、法语、普鲁旺斯语、加斯科涅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加泰罗尼亚语、巴伦西亚语和高卢语！”[20](P112)包令究竟会多少种语言已难以查实，《世界最佳文学作品文库》说他“自称懂得200种语言，能说其中的100种。”[21](P70)由此可见，包令对于语言的痴迷和贪婪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 十九世纪虽然有时把“译者”同“作者”混为一谈，统称为著作人（writer），但多数情况下，翻译只是引渡津筏的手段，本身并不受重视。特别是欧洲多国林立，地缘上的比邻而居使相互之间的语言习得早已成了一种历史传统，语际之间的相互转换较为容易。所以，翻译在当时虽值得称道，却不足炫能。哪怕是中文西译，人们关注的通常是“第一个”从中文原文译入印欧语系的译者，对于在此基础上进行二次转译的译者，则未必称赏。比如，才子佳人小说《玉娇梨》1826年由法国著名汉学家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1788-1832）在巴黎出版了法译本，翌年伦敦出版了英译本，英译者在序言中明确表示这一英译的中文小说，乃是从法译本转译而来，然后就心甘情愿地做了个“隐身的译者”。 相比之下，包令的做法自然令人不齿。包译本出版时他已是76岁高龄，这是他晚年出版的最后一部有影响力的作品，然而正是该作使他蒙受羞辱、斯文扫地。既然包译本封面注明这是一部中国小说，人们自然有理由期待一部直接译自中文的作品。在当时，尊重原文被看作是“一个好的译本存在的先决条件”。[22](P797)包令不但没有像汤姆斯那样重视中文原文，甚至恬不知耻地大量转译施译本，虽然在序言中他曾称赞施译本，却又不肯明说自己的翻译走了终南捷径。由此，包译本出版后，包令及其译作均受到猛烈抨击。一评论员说：“作为译自中文的作品，包译本比毫无价值还毫无价值；作为译自荷兰译本的作品，它也是有缺点的。约翰爵士对逐字翻译的许多施莱格尔的注释没做丁点致谢，并且，他在避免了许多施莱格尔的优点的同时，还随心所欲地采纳了个人的错误。结果，他的书充满了矛盾、不连贯的句子和错误的陈述。”[23](P691)另一评论员说：包令在大量不为人知的语言上堪称专家，但他对汉语却始终懵懂。剽窃事件发生后，“希望无论是包令这个老贼（aged delinquent）本人，还是其他觊觎语言声望的野心家，此后都不再为一时的、骗人的名声所误导，在当今这样一个消息灵通的时代，胆敢做出如此不可原谅的行径，就必然会遭到这样的评判。”[24](P16)由此可见，包令完全被当成了英国翻译史上的反面教材。 包译本出版后，包令由一个语言奇才变成了一个大言不惭、自吹自擂的剽窃犯。同样戏剧性的变化，也发生在《花笺记》这部民间说唱文学的传播上。如果说包令的命运因之坠入谷底，《花笺记》的命运则因之走向巅峰。 我们不妨结合19世纪英国大型工具书的著录情况，管窥包译本在英国的影响。最早记载《花笺记》的是1869年出版的《出版社通告》[25](P4)，该作逐年著录英国出版的所有新书，包译本被收入其中不足为奇。此后，包译本被19世纪英美大型工具书广泛著录。这些工具书在书名上都有放眼寰宇、遴选佳制的气象，能够跻身其中的文学作品，理应是各民族各国家的上乘佳作。按照这一逻辑，《花笺记》不但应该被看做是中国文学的佼佼者，甚至是“世界文学”之林的优秀之作，但事实上，它不过是在广东一隅享誉一时的民间“歌本小说”，类似的才子佳人故事在有清一代不在少数。 如何解释《花笺记》命运的扶摇而上？这与上述工具书的编辑体例密切相关。它们选择作品的依据，不是该作在原产国的地位或影响，而是作者或译者在英语世界的声望。比如，《时代人物》“序言”云：“本书的目的，是为当代杰出人物提供小传，这些人物不论男女，遍及文明世界的各行各业。”在为包令立传时说：“1859年退休靠养老金生活后，他开始发表‘菲律宾群岛’的相关报告，还经常奉献出一些通俗文学作品。他从中文翻译了一部小说，名叫《花笺记》；又从匈牙利语翻译了匈牙利英雄‘裴多菲’的作品。”由此可见，虽然这两部译作均有转译抄袭的嫌疑，但英语世界并没有因此全面否定包令的语言天才。《世界最佳文学作品文库》的编者查尔斯(Charles Dudley Warnerden)说，该文库旨在向一般读者推荐一批优秀读物，作品来源不受时间或种族的限定。其作“或许在历史上很重要，或许在某个时期表达着一个国家的思想感情，或许具有某种普遍性，或许在今天的读者看来依然具有教育性和趣味性”[26](p1)。按照这一标准入选文库的包译本当然不容小觑，但如果没有包令的声望，该作不仅难以进入西方人的视野，更不可能跻身“世界名著”的行列。相比之下，汤译本不但从未受此礼遇，甚至备受攻击与冷落。 借助语言天才包令的声望，《花笺记》这部原本在国内叨陪末座的民间唱本，坐上了西去的国际列车，并意外地获得了国际声誉。这一历程虽匪夷所思，但本雅明的观点却为我们理解这一现象提供了理论依据。他认为，译文并非附庸于原作，而是独立存在，相对于原作，译作是“后起的生命”(afterlife)，一旦生成，便使原作的“生命得以延续”，并进入“享誉的阶段”。[27](P15)就此而言，汤译本、包译本都是《花笺记》“后起的生命”。作为新生命的孕育者，无论是默默无闻的汤姆斯，还是名声显赫的包令，他们都是中国文学作品海外译介的探路人与先行者，一百多年前，他们就站在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路口。只是时光荏苒，他们渐行渐远，但后世学者却不该因此而忘却他们为中国文学所做的努力与探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