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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阅读注释 包译本注释的丰富多彩，甚至超过了小说自身的曲折离奇，这是它的显著特点之一。这些注释显然投合了十九世纪西方读者的好奇心与窥探欲，在当时受到普遍关注。包译本出版的当年，伦敦的《新月刊》就发表了一篇长篇大论，其中近半篇幅涉及注释，评论员说：“对于英国读者而言，添加的注释最为重要。它们解释了许多晦涩难懂的地方。它们还教导我们，中国人的思考方式和行为动机与欧洲人有多么的不同。”[15](P609)时至今日，这些注释依然备受青睐，甚至被看作是该译本的惟一价值。包令的后人菲利普?包令在2011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说，包译本的很多内容并非译自原文：“尽管如此，有关中国社会实际的大量说明性注释却完全是他自己的。”[16](P424)由此可见，对于西方读者而言，转译使包译本的价值大打折扣，文中的注释却使这一译作别开生面。 为译文添加五花八门的注释，是包令创作伊始的严肃预设和自觉追求，这从包译本“序言”中即可见出端倪。包令说自己的译本为引入“注释和评论”提供了可能，尤为重要的是，这些注释和评论，来自于“一个长期居住在中国的人，他有很多机会接触其内部生活，惟如此方可见出中国人的国民性，而这在半个世纪之前是绝无可能的”。这个“长期居住在中国的人”显然就是包令本人，他转换了一下角度来做自我推销，实际强调的是个人注释的权威性。“序言”收尾时，包令又说：“每章添加的注释看上去都很丰富，但在（中国）这样一个遥远的地方——它所有的思维习惯，情感表达，都是那么的不同，有时与我们的完全相反——这些附录于文本的注释不会不合需要，它们没有干扰叙述的流畅，或许还能吸引那些不太在乎这个常见的爱情故事的读者。……既然这些注释能够引导我们深入中国人的生活，它们就不会不受欢迎。”显然，包令意欲通过注释构建一个包罗万象的国度。 与汤译本相比，包译本的注释在数量、篇幅与内容方面均有明显差异。从数量上来看，汤译本注释不足50条，而包译本则多达300余条；从篇幅上来看，汤译本注释大多短小精悍，最长的不过两三段，而包译本的不少注释动辄几百言，“夫妻贪婿”、“同赴秋闱”等节的注释长达两三页，甚至超过正文、喧宾夺主。从内容上来看，汤译本注释主要解释某些中国专有名词，尤以历史人物为主，几乎不曾论及中国时事。除了解说这些专有名词，包译本注释由历史而当下，由语言译解而至文化解读，广泛涉及中国社会的礼仪文化、科举制度、民间习俗、社会风尚等各个方面，尤其热衷于结合个人见闻或相关资讯，见证或解说中国的历史与现状。这些文字从多个方面揭示了大清王朝的江河日下，是研究十九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的重要史料。 以译文与注释的疏密关系为标准，包译本注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注释密切结合译文，或直译，或意译，或揭示文字的字面意思，或解读其深层含义。比如，“金莲”在译文中被直译为“golden lilies”（金色的百合花）,在注释中被意译为“small feet”(小脚)。这类注释与译文互现，既保证了译文的流畅，又提供了其内在的文化信息，整体看来对理解译文发挥着积极的辅助作用。另一类注释虽由译文引申出来，与译文之间的联系却格外牵强。借用沈安德（James St.André）精妙的比喻：“翻译本身是一个圆圈，而注释就像正切一样只轻轻触及了这个圆，就立刻转身而去，朝着自己的方向走了。”[17](P43)比如，“拜母登程”一节的最后一个注释说：“自杀在中国非常普遍，乃至很少引起注意。不幸的恋人常常自尽。鸦片常被用来自尽；但在贵族阶层，吞金自杀被看作是一种更有尊严的自杀方式。记得我的一个仆人一天早上平静地报告说他的妻子自缢了；他说那很不合时宜，因为她选择了他最忙的一天。你会在我们的整个故事中看到主要人物是多么频繁地说要献出他们的生命。由此可见在中国生命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人生在世不过是几多轮回中的一程。在中国，许多罪行都可以找个替罪羊；在法律允许以命偿命的地方，也许难以找人替死，其通常的市场价是一百盎司银子，大约相当于30英镑。”[18](P15)我们很难想象这段文字竟是包令为“孩儿尚早图归计，免令老母倚闾看”一句所作的注释。由一句母子间充满温情的道别，联想到中国人的自杀，再结合身边的事例，进一步论证中国人对于生命的冷漠，最后又把行文的逻辑坐实在中国的法律上。这些毫不相干的信息合纵连横，你来我往，模糊了文学作品与社会生活的面貌，搅乱了虚构与现实之间的界限。姑且不论十九世纪的生活是否适合去注解一部十七世纪的作品，仅仅是作品的“虚构”与生活的“实际”扭结在一起，就注定了这些注释成就的只能是一个文化畸胎。 有了这些注释和评论，《花笺记》这篇游戏文字，出人意料地在英语世界承担起羽经翼传、文化阐释的功能。《花笺记》作者已不可考，但在开篇的“《花笺》大意”中却明白无误地透露其创作主旨为：“曾闻一段奇风月，钟情好似海天长。埋没风流谁晓得？故此替他传与后人看。”其着眼处，唯在“风月”。男主角梁生甫一登场，就毫不掩饰地宣扬了自己的“风月”哲学，他说：“自想韶华虚十八，谁能一世守孤窗？点能得个崔莺女，等我安排手段学《西厢》。闻得长洲多美女，嫩红娇白斗新妆，意欲馆迁城上住，风流或者遂心肠。”作者一厢情愿传达的主题只是一段“风月”佳话，这种笔歌墨舞的背后，是否有包令追求的那样一个严肃的预设，是颇可怀疑的。就此而言，从一段“风月”佳话来解读中国社会，无论对于包令还是西方读者而言，均如缘木求鱼、升山采珠。孟子云：“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19](P17)这种不循其实、一意孤行的文化解读，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误读与扭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