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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生与死，在中国现代漫长而驳杂的战争视域中，的确是稀松平常的事。周扬认为丘东平“为革命牺牲是值得尊重的”，基于的是革命本身的立场判断，也就是对丘东平参加战争的左翼立场的肯定，即革命与否的认定；但周扬断定丘东平“当做作家来看”则是“死了也并没有什么可惜”(33)，显然是对其文学价值和才华的蔑视。 无疑，丘东平的写作才华主要呈现在大量的战争书写上。鉴于上述讨论，我们也可以明了丘东平战争书写的价值和意义，偏偏不在于对战争立场的选择和明晰，而在于对战争与人、战争与文明之类的关系反思，对战争本身的残酷野蛮的反思。道理很简单，丘东平亲身经历了太多的战争现实，而且他往往是沉浸于战争自身又能跳脱战争来反思。这样一个战争的文学书写者，在讲究和率先关注立场和动机的意识形态氛围中，能被施之以“人”与“文”的分别对待，在另一个意义上说，无论如何都还算得上是丘东平的幸运，当然也是周扬在文学批评上的厚道和辩证之处。这也足以表明，周扬在文艺与政治之间，在评判丘东平上面，的确充分表露了他的非凡之处。 周扬相关合理而有分寸的判断，并不等于这些判断本身在文学价值上的批评正确。周扬的判断固然表露其作为党的文艺批评家的持重，但也说明他对丘东平文学价值衡定的“束手无策”。周扬可以敏锐感知作家在革命与文艺方面的“立场”，但他却没有办法判断丘东平在战争书写上的探索价值。换言之，周扬也许正是因为丘东平在战争文学上不够鲜明的写作立场和革命姿态，进而否定了其文学艺术上的成就和价值。这种先入为主的“盲视”与“洞见”，或许就是周扬这一评说的“经典”意义所在。 正如前面所论，长期以来，丘东平文学评价也好，人的判断也罢，基本上都以周扬的“话中话”为前提。至于说那部以丘东平自杀为题材的小说《东平之死》发表引发的再讨论，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篇小说不仅否定了丘东平文学上的价值，而且还否定了其本人在实际战争中的“革命”立场，也等于完全彻底否认了丘东平的“人”与“文”。这显然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比周扬的判断更为决绝。 事实上，周扬对丘东平的战争书写并非毫无了解。但就因为立场(政治标准)第一的文学批评前提，阻碍了他对丘东平文学艺术成就的深入探讨。对于周扬这一类的批评家而言，只要是战争，立场是第一位的，首先必须是战争的定性问题，其次才是文学。我们无法、也无意苛求周扬他们的历史局限，但随着时间流逝，或许可以提出更为丰富的看待人类战争的角度，可以有更开阔更深入的视野。毕竟，当战争的成败快感烟消云散之后，留下的是更漫长的人类文明自身的悖论与悲哀。而此时此刻，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关注人类文明的困境，往往就是文学的长处。 就此而言，丘东平战争叙述的“力、蛮、野”，更从战争与人的关联——工业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结合部——呈现出另一现代性的审视角度：“从战士、战争和战争中的人这个真实而坚固的铁三角的视角进入战争”(34)。这也是林岗先生所论的，丘东平“不仅写得有真情实感，而且有很深刻的观察，有的还包含有哲学的思考在里面。这一层对左翼作家来说更加难得”(35)。是故，丘东平在战争书写中“对于现实的拼命的肉搏”(36)，时刻“醉心于‘不全则无’者所共同的苦痛”(37)的思考，才因此超越了一般的猎奇炫幻的战争写作，在人性与文明的高度上开启了一扇对战争进行文学开掘的“黑暗的闸门”(38)。 丘东平是亲历并曾经书写过现代中国多“类”战争的作家，而且是不折不扣的左翼作家。丘东平战争书写的特质，不在于左翼立场本身，而在于其高密度的战争经验传达。“最讨厌庸俗的大众化论者”(39)的丘东平，是一个活跃在现代中国复杂战争语境下的革命作家。他用“自己的那种钢一样的笔锋”书写着“内容总是被战斗道德的庄严的意识贯串着的”(40)战争文学。对丘东平来说，对战争的文学关注和心灵发掘，比立场本身重要得多。丘东平的意义更在于他是中国现代战争文学的力行者和先行者，他不仅是“知道到自己的作品里头去玩耍”(41)的“中国左翼文学的新血液”(42)，更是“一个新的世代的面影”(4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