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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消长是战争“力”的原始源泉。更令人心惊胆寒的，则是战争中由“智”生发、而又与“蛮”性绞缠在一起的“力”的角逐。古往今来的战争书写，精彩之处大多是在这方面的发掘。“武斗”固然血腥残忍，但毕竟是战争的本色当然，对战争文学来说，不过是理应如此而已；“文斗”隐蔽曲折，却是现代战争的文明表征。尤其是“文斗”加“武斗”的驳杂，足以令人掩卷沉思。因此，丘东平战争书写的另一特异之处，就是能够“集现代性与左翼倾向于一体”(15)，在大大小小、形色各异的现代战争场域中，戳破久远的人性恶疾，刻画其现代的文明变态。例如《兔子》一篇。一个兵因为无意中发现排长贪污埋葬费，又在“排长的旁边有一位体面的客人在坐着”的时候，冒冒失失地报告了这件事，结果惹来了排长精心构陷的“搂草打兔子”式的杀身之祸： 他望见了排长正对他招着手。 他翻了起来，倾斜着身子，一步步踉跄地想着排长那边走，一条长长的脖子在空间里苦苦地挣扎着，仿佛给一条麻绳缚着狠狠的往前拉。 他没有忘掉那立正的姿势。 他的眼睛发射着异样的光，呆呆地直视着前头，双手拨开树枝，脚底踏上了那有着凹陷的地上时，那弯弯的背脊就在左右的摆动着，并且张开双手，竭力防备着自己的倾跌…… 但是，在他的前头，耸着高枝的那边，突然发出枪声。 那捉兔子的蠢货在第一下枪响的时候就倒下了。一下子结果了两个。(16) 这个兵的死，不难让我们迅速联想到阿Q、闰土等的同类死亡。不同的只有死亡的情景和场域。这是丘东平眼睛里看到的现代战争之“力”引发的死亡——朴素生命的被陨落和构陷。引发人精警之感的，其实还有丘东平对人性机心与贪婪的控辩。这一切，都在丘东平式的短促动作性短句里产生着别样的悲哀。 而在文本内外嵌入流窜不已的、庄谐互谑的情感，却是丘东平喜欢的。即便在战事胶着的叙述之际，丘东平也会抽出笔致，从容插入一大段颇为洋洋自得的“车大炮”(17)。事实上，这也正是丘东平对战争之“力”的本色观察和朴素发掘。战争并非单色体，它光怪陆离而且驳杂，譬如《多嘴的赛娥》。情报员赛娥到达了一个“梭飞岩的工作人员”和“梅冷方面开出的保卫队”都在交叉活动的村庄。故事情节进入令人揪心的时候，丘东平突然在小说文本中阑入了一大段极具戏谑性的、针对这个地点本身的调侃—— 下午，赛娥到达了另外的一个神秘的村子。梭飞岩的工作人员的活动，和从梅冷方面开出的保卫队的巡逻，这两种不同的势力的混合，像拙劣的油漆匠所爱用的由浅入深，或者由深出浅，那么又平淡又卑俗的彩色一样，不鲜明，糊涂而且混蛋……这样的一个村子。但是从梅冷到海隆，或者从海隆到梅冷的各式各样的通讯员们却都把她当做谁都有份的婊子一样，深深地宠爱着，珍贵着……(18) 丘东平笔尖热辣，把战争用人类最原始的性事比拟，狠狠地嘲弄了许多战争自以为是的差别。多嘴的赛娥，其实在整个革命情报输送过程中并没有多嘴，始终表现坚决。革命大业最终崩解，是因为那个谁也没想到的老太婆的“多嘴”。而老太婆的“多嘴”，只不过是因为激烈的失眠症而发出的喃喃自语。于是，关于革命坚贞的神话，迅速消解在一系列毫无来由的偶然失误中。至此，我们似乎又听到丘东平特有的调侃——人犹如此，战争的滚滚烟尘又该情何以堪？ 丘东平的战争叙述特别，还在于它的“野”。语言上有海陆丰地区的方言夹杂，战争体验则新鲜迅变、时地差异，还有那些战争中人的神经质的反应，以及他们时时刻刻生命攸关的幻觉，加上对新文学语言的不够熟练造成的陌生化效果，一切都足以令丘东平的小说显得面目别致，“野性”十足。 平心而论，阅读丘东平的小说，那些非常个人化的战争观察和体验，那些极具现场神经质感的紧张，总是在不断地打断纯粹的文学欣赏。疙疙瘩瘩的文本，神经兮兮的体验，倏忽即逝的情绪转换，一惊一乍的生与死，灼目的粗暴，硬朗的爱憎，自嘲的勇毅，阴冷的抒情……一切都显得与众不同，确实“野”得可以。(19)正因为如此，对战争感受特殊性的留意和复杂性的聚焦，已是研究者对丘东平战争叙述特征的基本认同。有论者因此认为，这恰恰是丘东平小说在战争叙事中“注意防备‘单纯化’”的特殊追求，“其作品主题不是鲜明的而是含混的，其人物形象不是单面的而是多面的，其修辞色彩不是纯洁的而是暧昧的”。(2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