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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说： “克林堡今日得了疯狂的症候了！”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保卫队便枪决了那一百七十二个。⑩ 此类战争蛮性叙述，把一出出酷烈悲剧，写得像一阵风似的。杀人者和被杀者一样，麻木不仁。这一切又都呈现在叙述者刻意装出来的冷漠中。热铁与热血，刹那间凝聚在生冷的死水中，令人感到寂灭与痛楚。想必这就是丘东平战争蛮性写作的魅力与张力之所在。倘若抛开诸多因素，就战争本身而言，无非就是你死我活的生命搏击，就是野蛮厮杀。其手段和惨烈程度，并不会因为源于文明世界就变得文明起来。丘东平的战争书写，敢于直视战争朴素的缘起与本质，不回避然也不止步于此，这就是他对战争之“蛮”的体味与传达，也正是他战争书写的平实有力、震撼人心的地方。 此外，丘东平对战争的蛮性体味，还在于他对战云逼迫下脆弱人性的揭示。这不仅表现为作品中出现大量神经质形态的人物、语言和故事，也呈现为一种峥嵘可怖的、抑郁阴冷的文本叙述风格。兹举一例，《十支手枪的故事》。瞎子赵妈的女儿小玛利，偶然瞥见绅士藏在放香糖的木盒里的十支手枪，从此就被编织进了不可摆脱的死亡之旅。而绅士掩藏十支手枪，同样也是出于偶然的一次接待，原因是他“一向便喜欢接待这一类的人物，有权威，有势力，只要他们肯在他的门口出入”(11)。最后，绅士扼死了小玛利，绅士杀人逃逸又被夜巡的哨兵抓住了。十支手枪也阴差阳错地由绅士的妻子缴到法庭，尽管绅士并没有供出关于手枪的秘密，一切不过是因为他的妻——“她是希望着能够减轻她的丈夫的罪状”(12)而已。类似吊诡的悲剧，与《一个孩子的教养》如出一辙。当然，就阴冷酷烈的战争蛮性书写而言，《通讯员》更为出色。战友纷纷战死或牺牲，通讯员林吉必须时时面对回忆的刺激和他人的不信任。最终他陷入生不如死的困境，在邻人诘问下愤而开枪自杀。 发掘并大量书写着战争的“蛮”，这不是丘东平的独到发现。可放眼中国现代文学的战争叙述，却极少有像他如此深入骨髓地了解、体验着战争的“蛮”性。这自然是因为他是亲身经历过战争的、敢于正视战争的小说家。更重要的是，他是从战争起点本身开始体验、观察和书写战争的，一个眼睛向下和向前的参战者、观察者，而不是单靠着想象和文字阅读的后设小说家。 战争，无论是何种战争，总是群雄逐鹿，是角力争胜的行为。正如毛泽东所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就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13) “革命”其实就是“战争”。自命“革命”者，不过借宣示道德立场而妄图占据上风，希望获得自以为是的正义、自信或力量而已。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战争是野蛮的，但“革命”却不仅仅靠“蛮”，还必须讲“理”。光有蛮力而蛮干，那是一介赳赳武夫，实际上也不能叫战争，只是乌合之众的混战。现代意义上的战争，除却不能磨灭的蛮性，更要紧的是它的集约化、科技化和规模化。从冷兵器时代到热兵器时代，再到高科技武器时代，战争已经不再是以往的人海战术。个中缓慢而无法遏止的战争渐变，从“蛮”的呈现到“力”的考量，一切都驳杂地呈现在丘东平的观察与书写中。如石怀池所论，“从‘底层’爬出来的作家，他们往往是‘力’的化身，给温文尔雅的文学圈子带来一颗粗犷的灵魂，一股逼人的锐气。”(14)看《红花地之守御》里的集体虐杀俘虏片段，情形固然惨酷，究其原因，其实就是现代战争和冷兵器时代战争的区别。按理说，一百四十三个人仅仅凭着排枪来看押三百多个俘虏，如不是盲目自信，都应该知道双方时刻存在着局势逆转。面对这种难言的精神危机和情势紧张，唯一的办法，只有将其转变为数量绝对优势——大规模剿灭俘虏，自然就是极端的选择。战争的角力本质便是如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