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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社会”与“新主体” 甚至在赵树理早期的三部代表性作品《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这几部“赵树理方向”赖以确立的经典作品中，我们仍能够读出赵树理与《讲话》的貌合神离。尽管从周扬开始不断有评论家以含混的“阶级斗争”来解读赵树理的作品，但朴实的赵树理却始终没有拔高这些作品的阶级性。许多年后，赵树理回忆自己的写作时曾谈到：“《李有才板话》，是配合减租斗争的，阶级阵营尚分明，正面主角尚有。不过在描写中不像被主角所讽刺的那些反面人物具体。《李家庄的变迁》，是揭露旧社会地主集团对贫下中农种种剥削压迫的，是为了动员人民参加上党战役的(这一任务没有赶上)，其中虽然也写到党的领导，但写得不够得力，原因是对党的领导工作不太熟悉。”(21) 《李家庄的变迁》算得上是赵树理这一时期作品中的另类。就赵树理的主观意志而言，他创作《李家庄的变迁》的出发点与前两部小说并没有什么不同，仍然是“革命功利主义”的体现，仍然是为了“配合当前政治宣传任务”，但这篇小说无意中采用的结构，却使得它成为了赵树理一生中最接近“现代小说”的一次努力。这部完成于1945年前后的小说，描写了一个山西小村落从民国十七八年开始一直到抗战时期的历史。以一个小村落的变迁来讲述中国历史上的大事，如民国十九年蒋阎战争，二十五年红军北上，二十六年抗战开始阎锡山与八路军合作、组织牺盟会，后来新旧军的冲突，以及人民政权的成立。一群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农民，终于在这时代的波涛中，觉悟起来，强大起来，最后获得了翻身。“虽然是一个村庄的变迁为小说的背景，然而实际上却是一幅中国农村的缩影。从这幅图画中，我们看到了民族和社会斗争的姿态。”(22)这种写作方式，尤其是“历史感”的带入，才是真正的书写历史主体的方式。这部作品与赵树理前两部作品的不同，很快就被日本学者竹内好注意到了，他指出“(《李家庄的变迁》中)每个场面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有意义地向前发展和变化的。即随着情节的展开，场面本身也在开展。因此，在这里，情节已不成为其主要的因素了”(23)。 尽管初具“现代小说”的骨架，《李家庄的变迁》显然还不是一部成熟的“现代小说”，但如果沿着《李家庄的变迁》写下去，赵树理不仅有可能写出类似于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那样的史诗性作品，更可能在1950-1960年代风起云涌的农村题材作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遗憾的是，赵树理对自己的突破并没有形成明确的自觉意识；更让人遗憾的是，包括周扬在内的赵树理的评论者并没有意识到这部“用普通话写的，多少接近小说的调子”(24)的作品的突破以及对于赵树理创作的意义，相反，通过与赵树理已成为经典的《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的比较，批评家指出赵树理在这部小说中令人遗憾地失去了前期小说的“民族”风格。周扬在《论赵树理的创作》中比较赵树理的三部作品时，认为《李家庄的变迁》固然“涉及了抗战期间山西发生的许多重要事件，包含了历史和现实的政治内容，可以看出作者在这里有很大的企图。可是和作者的企图相比，这篇作品就没有达到它所应有的完成的程度，还不及《小二黑结婚》与《李有才板话》在它们各自范围内所完成的那样成功。它们似乎更完整、更精炼”(25)。 作为“赵树理方向”的缔造者，一方面，周扬赋予了赵树理的创作以意义，另一方面，他对赵树理作品的解读又规约和限制了赵树理的创作潜能。可谓成也周扬，败也周扬。在周扬看来，《小二黑结婚》之所以是一部超越时代的杰作，是因为这部作品是一部新社会的颂歌：“作者是在这里讴歌自由恋爱的胜利吗？不是的！他是在讴歌新社会的胜利(只有在这种社会里，农民才能享受自由恋爱的正当权利)，讴歌农民的胜利(他们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懂得为更好地命运斗争)，讴歌农民中开明、进步的因素对愚昧、落后、迷信等等因素的胜利，最后也是最关重要，讴歌农民对封建势力的胜利。”(26)周扬在这里显然是重复了他曾赋予鲁艺《白毛女》的那个曾经脍炙人口的主题：“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将《小二黑结婚》解读为对新社会的歌颂，的确超越了“五四”启蒙文化的“自由恋爱”的“陈旧”主题，但当周扬把中国农村和农民的解放完全解读为一种外在的军事与政治胜利的时候，他完全忽略了“农民”阶级对“解放”与“翻身”的内在自觉。——恰如日本学者洲之内彻在《赵树理文学的特色》中指出的，赵树理的写作不是现代自我意识觉醒后的写作，他的农民“安居乐业，优哉游哉”，“只不过是具有社会意义、历史价值的影子而已”，“新的政府和法令，如同救世主一般应声而到。道路是自动打开的”(27)。而历史主体意识的生成恰恰是“人民意识”——也是《讲话》的核心和基础。 刘少奇1945年7月在中共“七大”的报告《论党》中明确指出：“人民群众自己的解放，只有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斗争，自己起来争取，才能获得，才能保持与巩固；而不是任何群众之外的人所能恩赐、所能给予的，也不是任何群众之外的人能够代替群众去争取的。所以恩赐的观点，代替群众斗争的观点，是错误的。”(28)作为一个坚持“现实主义”的农民作家，赵树理不能真正领会如此抽象的历史主体的意义，并不让人惊讶。真正让人惊讶的是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修养著称的文艺战线领导人周扬竟然也会与“唯物辩证法”失之交臂！ 1970年，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奉命成立“赵树理专案组”，赵树理被隔离审查，被折磨批斗至死。临死之前，被造反派打断了两根肋骨的赵树理，忍着剧痛，抄写了毛主席的《卜算子·咏梅》，郑重地交给女儿赵广建藏好，严肃地说：“小鬼，如果将来有一天你能见到党的领导，就替我把它交给党，党会明白我的。”(29)这个“党的领导”——赵树理临死前浮现于脑海中的“党”的形象，其实就是赵树理的教父、引路人周扬。只是赵树理并不知道，从延安开始就一直是中共文艺战线最高领导人之一的周扬此时已变身为自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到60年代的“文艺黑线”的“总头目”和“祖师爷”，失去了人身自由。周扬多年来对赵树理的力挺成为了他的罪状之一，而他为鲁艺歌剧《白毛女》创设的主题“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亦受到全面清算。1965年由上海舞蹈学校创作的芭蕾舞剧《白毛女》经过不断的改编，最终成为了“文革”“样板戏”的代表作品。一位评论家曾在《人民日报》撰文总结了芭蕾舞剧《白毛女》所表达的全新政治美学追求：“把一条阶级斗争的红线贯穿在《白毛女》这部剧作中，通过舞剧所塑造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对广大观众揭示了：在沉重的奴役压迫下的旧中国农民，始终没有屈服，而是顽强不屈地英勇战斗着！广大的革命农民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拿起了枪杆子，为夺取政权进行着武装斗争，不断地扩大战斗的行列，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新的胜利，将革命不断地推向前进！”(3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