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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政治”与“政策” 刊发于1947年8月10日《人民日报》的著名文章《向赵树理方向迈进》归纳了赵树理作品成为“方向”的三个原因：第一，赵树理的作品政治性很强。他反映了地主阶级与农民的基本矛盾，复杂而尖锐的斗争。他是站在人民的立场来写的，爱憎分明，有强烈的阶级情感，思想情绪是与人民打成一片的。第二，赵树理的创作是选择了活在群众口头上的语言，创造了生动活泼的、为广大群众所欢迎的民族新形式。第三，赵树理从事文学创作，真正做到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他具有高度的革命功利主义，和长期埋头苦干、实事求是的精神，他写作的动机和目的，都是为了群众的，为了战斗的，为了提出与解决某些问题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要“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12)。 将赵树理小说的“政治性”与《讲话》的“政治性”进行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二者的抵牾与疏离。终其一生，赵树理都是主动以文学服务于政治的作家。“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了所要写的主题。”(13)赵树理一直强调文学创作要直接为当前的中心任务服务。他说：“我在抗日战争初期是作农村宣传动员工作的，后来做了职业的写作者只能说是‘转业’。从这种工作中来的作者，往往都要求配合当前政治宣传任务，而且要求速效。”(14)从表面上看，赵树理无疑是体现了《讲话》要求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原则，但问题在于，《讲话》中的“政治”并不是一个本质化的概念，尤其不能等同于赵树理所理解的一时一地的“政策”。据胡乔木回忆，《讲话》正式发表后，不仅在陕甘宁边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国统区重庆也传来了郭沫若和茅盾等人的评价。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评价最为欣赏，郭沫若认为《讲话》的好处在于“有经有权”，也就是说《讲话》既有“经常的道理”又有“权宜之计”。毛泽东对这一说法非常欣赏，觉得找到了知音(15)。 在某种意义上，《讲话》中的这种“经与权”的关系是毛泽东辩证思想的集中体现，辩证法历来被视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毛泽东将郭沫若视为“知音”，显然是因为能真正在辩证法意义上理解《讲话》的人并不太多。绝大多数人只是从字面上理解毛泽东关于“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人民服务”、“文学作品要先普及”的呼吁。这其中，既包括赵树理，也包括周扬。就延安时期的主流政治“新民主主义政治”而言，“新民主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了“经与权”的辩证概念。在毛泽东的论述中，一方面，新民主主义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是抗日战争时期统一战线的表现方式；另一方面，新民主主义政治不同于旧民主主义政治的地方，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并最终以社会主义革命作为自己的目标。前者为“权”，后者为“经”；前者是民族解放，后者是阶级解放。这种关系决定了延安时期的所有新民主主义政策，包括土地政策、乡村政治等等其实都是过渡性的，赵树理的作品如果只是停留于对这一现象的描述，就不可能表现出两种政治之间的相互协商与相互否定，由此，他永不可能触摸到《讲话》真实的灵魂。 赵树理之所以未能写出同时代的周立波、丁玲那样的“伟大”作品不是因为艺术功力的差距，而在于作品表现的是不同的“政治”以及作家对“政治”的理解和认知。赵树理前期的创作横跨中共不同的“土地政治”：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放弃了中央苏区时期实施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政策，转而实施减租减息，一方面要求地主减租减息，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要求农民交租交息，照顾地主富农的利益，这一土地政策为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动员和团结全民抗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随着抗战胜利，国共两党的阶级矛盾重新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共的土地政策发生了巨变。1946年中共中央发出了《五四指示》，重新吹响了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运动的号角。1947年——正是“赵树理方向”诞生的这一年的10月10日，中共中央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宣布了曾是天经地义的封建土地制度的死刑。中国农村出现了空前规模的“翻身”运动。几位亲身经历了这一巨大历史变迁的外国记者和作家都表达了中国土地革命带来的震撼。1947年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山西张庄土改的美国人韩丁指出：“新发布的《土地法大纲》在1946年至1950年中国内战时期的作用，恰如林肯的《黑奴解放宣言》在1861年至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作用。”(16)同年在河北武安县十里店村对中共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进行调查研究的加拿大人柯鲁克夫妇则在《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一书中称，“共产党人着手改变中国旧的传统土地关系之日，也就是开始改造整个中国社会之时。对于中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砸碎无所不在的地主统治阶级的枷锁，意味着第一次获得牲口和房屋。这是一场激发农民破除已养成的卑怯心理和改变附庸地位的斗争，奋起反抗长期压迫他们的人的斗争”(17)。而在与赵树理有过深入接触的塞尔登眼中：“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在中国夺取政权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它动员了多少年来受压抑的广大群众奋起推翻旧社会。土地革命从两个方面打破了中国农民似乎是千古不变的蛰伏状态：一方面是精神的，另一方面是物质的；一方面是从内部起作用，另一方面是从外部起作用。在精神方面，土地改革唤起了农民的希望。这是他们生平第一次产生的激情。在物质方面，土地改革给农民提供了与地主进行斗争的手段。”(18) 遗憾的是，赵树理这一时期的创作并没有表现出这一时代的巨变。赵树理仍然在继续着李有才的事业，娓娓道出他眼中的乡村故事。经过了一年多的努力，1948年，万众瞩目的赵树理在《人民日报》刊出了一部反映土地改革的中篇小说《邪不压正》。这部试图反映农村土改中一部分农村基层干部以权谋私的“问题小说”——仍然是我们在《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中见过的农村“坏干部”的故事，以中农王聚财一家及其闺女软英在婚事上的四次波折作为主线，无论主题、题材还是结构方式与写作技巧都没有真正摆脱赵树理前几部小说的框架与元素。而在同一年，周立波完成了《暴风骤雨》，丁玲交出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把这三部小说放到一起，我们就不难理解《邪不压正》这部“态度暧昧”的小说发表后引发的广泛争议。争议给赵树理带来的，是与日俱增的困惑，他从此再不谈起这篇小说，更没有把它选进自己的集子。其实，比起写《小二黑结婚》与《李有才板话》的赵树理，写《邪不压正》的赵树理并没有什么变化，问题是时代变了，——“政治”也变了。抗日根据地的文艺作品大多叙述抗日故事，宣传抗日英雄，尤其是在国共合作的前期，边区反映阶级斗争和仇恨主题比较中央苏区时期急剧减少。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国共矛盾上升之后，以《白毛女》为代表的表现阶级矛盾的作品才开始大量涌现。而在周立波和丁玲的作品中，不仅表现了韩丁等外国观察家感受到的土地革命“天翻地覆”的意义，展开了中国农村“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的历史图卷”，甚至已经开始展望农村土地改革之后继续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19)。在土地革命的狂欢中看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这才是真正的“历史辩证法”！1947年采访过赵树理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尽管知道赵树理的名望，并且对其人品表达了敬意，但他仍准确地看到赵树理写作中存在的问题：“(我翻译了赵树理的三本书)说实话，我对赵树理的书感到失望。有人说，他的书如果翻译成外文，就会使他成为一个闻名世界的大文学家。我不同意这一点。他的书倒不是单纯的宣传文章，其中也没有多提共产党。他对乡村生活的描写是生动的，讽刺是辛辣的。他写出的诗歌是独具一格的，笔下的某些人物也颇有风趣。可是，他对于故事情节只是进行白描，人物常常是贴上姓名标签的苍白模型，不具特色，性格得不到充分的展开。最大的缺点是，作品中所描写的都是事件的梗概，而不是实在的感受。我亲身看到，整个中国农村为激情所震撼，而赵树理的作品中却没有反映出来。”(2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