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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作为中国古代最为优秀的作家与艺术家，苏轼对文艺创作中的种种实际问题多有切身体会，其文艺观点因此往往能切中要害，点出关键，深化前人的相关理论。在艺术观察论中，苏轼分别从实证性、超功利性和事物普遍性的角度作了全面阐释。苏轼所论及的“灵感”，是建立在对外物“熟视”的基础上，由外物触发而生的偶然而短暂的强烈创作欲望与创作冲动。苏轼的“成竹在胸”说，则提出了构思过程中“心中视象”的三个特点：完整性、生命性与诗意性。苏轼还提出了“随物赋形”的艺术表现论，意在强调诗意传达时“行止天成”的自然笔致与重“活”重“变”的“活法”观念。在艺术风格方面，苏轼赋予“枯澹”以极高地位，并指出其内涵是“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从一种张力性的视角拓深了前人对冲淡诗风的认识。 关 键 词：艺术观察/应感之会/胸有成竹/随物赋形/枯澹 作者简介：童庆炳，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中国古代的文论家，大致可分为偏重理论思考的文论家与偏重创作的文论家两种类型。前者可以刘勰、钟嵘、司空图、严羽、王夫之、叶燮等为代表；后者则可以陆机、沈约、王昌龄、苏轼、黄庭坚以及明代复古派、性灵派诸家为代表。虽然严格来说，古人的诗文创作与理论思考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但是仍然存在一个擅长与侧重的问题。比较而言，理论型的文论家，具有较强烈的反思与总结意识，其诗文理论会更具深度与体系性；而创作型的文论家则更为重视创作理论，其文论更具灵活性与实践性。 在创作型文论家中，苏轼的文论观点极具代表性。一方面，他的诗词、文章，乃至书画创作，均造诣非凡，为其文论的提出提供了强大的实践支持；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天才式的人物，苏轼的诗文画创作不拘法度，与庄子、屈原、李白等天才作家的作品一样，后人唯叹其美，难宗其迹，而他众多“夫子自道”的文论观点，则在一定程度上理清了这种不拘格套的创作思路。苏轼在各个艺术领域都能自成一家，这决定了他的文论观带有一种超越领域界限的通融性，这些言论零散分布于苏轼的诗文、题跋、书简、笔记之中，从类别上看，可大致分为观察论、灵感论、构思论、表现论与风格论。 一、“观万物之变”——艺术观察论 文艺创作源于生活。我国古人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并对此作了不少论述，其中的代表性观点即“物感”说。如《左传》曰“诗人感而有思，思而积，积而满，满而作”①，已将诗人的创作归结于诗人之“感”。班固在评论乐府民歌时，提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②的观点，将外在之“事”特别突显了出来。《文赋》与《文心雕龙·物色》则强调了四时物色对人情的感发作用，指出物感是文学创作的起源。钟嵘在其《诗品序》中更为完整地将自然物色与社会人事结合在了一起，完善了“物”的内涵。 与前人对“物”之感发作用的一般性阐述不同，苏轼对“观物”与“感物”的理解要更为深入，更具层次性，不再仅仅停留在短暂性的感发阶段，而是将其纳入到了创作过程中更为长期的观察阶段。以下我们就从三个方面具体论述苏轼以“物”为中心的艺术观察论。 在艺术观察过程中，苏轼提出的第一个基本要求即“观物要审”，在《书黄筌画雀》一文中，苏轼写道： 黄筌画飞鸟，颈足皆展。或曰：“飞鸟缩颈则展足，缩足则展颈，无两展者。”验之，信然。乃知观物不审者，虽画师且不能，况其大者乎?君子是以务学而好问也。③ 黄筌在画飞鸟时，并未掌握鸟飞行时的基本形态，因此犯了根本性的错误，苏轼认为这是“观物不审”的结果。所谓“审”，即仔细、周密，“观物要审”即观察事物时，一定要周密，要实事求是，不可想当然。苏轼曾言：“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④正是对“观物不审”的批判。 此外，苏轼提出的“观物要审”，不仅仅着眼于对事物表层形态的寻求，更强调要遵循事物的内在规律： 物有畛而理无方，穷天下之辩，不足以尽一物之理。达者寓物以发其辩，则一物之变，可以尽南山之竹。学者观物之极，而游于物之表，则何求而不得?⑤ 是故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而断之于中。其所不然者，虽古之所谓贤人之说，亦有所不取。⑥ 苏轼认为，观察事物时，应从其表象的体视入手，进而深入其本质。事物之变乃是常态，要把握这些变化是非常困难的，但若能深入其中，抓住它们内在的“自然之理”，那么各种变化之态也就不在话下了。在寻求这一“自然之理”的过程中，苏轼十分强调“断之于中”，即看重自己的所思所感，自己的决断，而非迷信前人之说。因此，不论是观察事物之态，还是体悟事物之理，实证性是其根本性的原则。惟其“目见耳闻”，并“断之于中”，才能做到真正的“观物”之“审”。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苏轼的“观物要审”说，是与宋代文人发达的“理性”思维密切相关的。有宋一代，学者云集，学者思维渗透入文艺领域，体现出重学识、重逻辑、重实证的艺术倾向。作为蜀学的代表，苏轼的哲学造诣十分深厚，其文艺观点同样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自身学者思维与时代风气的影响，体现出浓厚的实证论倾向。他所提出的“观物要审”、“尽其自然之理”，都是在这一背景之下生发而来的。然而苏轼并未仅仅停留在实证论的维度上，作为一个天才式的艺术家，他对文艺创作的领悟远超时人，在艺术观察阶段中，他主张艺术家不应局限于用耳目感官去感知对象，用理智去判断对象，更应发挥心灵的作用，寻求更高层次的观察，由此提出了“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和“神与万物交”的观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