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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惟演可以这样写，徐仲谋就没有那么好运气了。《类说》载，皇祐中，徐仲谋献《秋霖赋》指摘阴阳失序，忤怒宰相贾文元、陈恭公，贬绍武酒税。这是一个触犯忌讳的典型例子。宋赋写灾异还都比较谨慎，如不写苦雨而写喜晴，不写干旱而写喜雨等。张耒《喜晴赋》就对朝政进行了深刻的嘲讽。而南宋王柏《喜雨赋》对熙宁以来的政治讽刺堪称系统，其赋借祷雨成功从地方骂到中央，有强大的喜剧感和尖刻的讥刺力。 薛季宣《春霖赋》呈现了春天的一副凄惨景象，深刻反映出北宋的覆灭不仅是天时，更是人祸，表达了作者无奈、愤怒、嘲讽和哀伤的复杂心绪。 (三)强烈的道德精神，构建修平学说 一些赋通过气象变动来要求当政者提高责任意识，或贡献对国策制定的意见、建议。云在感应学说中有重要地位。《周礼》载保章氏观云物知水旱凶吉；《汉书·天文志》称庆云“喜气也”(51)；《新唐书·百官志》把它升为仅次于麟、凤、龟、龙等皇家专享的“大瑞”，是天下大治、贤人在世的体现。应孟明《夏云赋》以五色云喻贤人，提出了修身的理念。赋末风姨、月姐戏问为何不与之绸缪，则道出了作者赋夏云的初衷——不酬风月而酬云，无富贵之意但求解旱之功，是所以心忧天下，体现了一个儒者的高尚情怀。 范纯仁，仲淹之子，一代名臣。《喜雪赋》写在了穷偏山县，却荡漾着春光和气。其中提到做官本分：要有职业操守，才对得起俸禄；就算所辖土瘠而民穷，也不因官小而不作为；就算地方治理得不错，也不要沾沾自喜，而应心怀天下，忧乐与共：“嗟一人之余庆兮，赉亿兆以何丰!”史载，他因仗义执言，两遭连贬，可是无论走到哪里，都把当地治理得风调雨顺，民望极高。这篇赋便是他虽遭不公正待遇，始终不弃不馁、不为名利、勤勉如初、爱民如初的动人写照。王炎的《喜雨赋》则对官吏切实的责任感和忧乐精神进行褒扬呼唤。 宋代试赋常以重大时事为题，考察对时局的观察把握能力。“五星同色”与“岁星所在国有福”就是两个“国考”级命题。《史记·天官书》说：“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宁昌。”(52)并载汉高祖建邦时，五星聚于东井。据《宋史·天文志》，宋代三百年，五纬聚会的年头有七，“庆历三年十一月壬辰，五星皆见东方”(53)，时为1043年底。还真是凑巧，自1041年西夏战争，北宋连战惨败，不得不继续与辽国修好，且于1044年与西夏签下和约，以后近百年太平无事。刘攽《五星同色赋》反映了北宋停战的意愿。且五星相聚以黄色为吉，原因是从填星之所居，赋中特别强调本次聚于填星之舍，来夸赞国君英明，体现对和议政策的赞同。楼钥，南宋名臣。他“隆兴元年试南宫，有司伟其词艺……考官胡铨称之曰：‘此翰林才也。’”(54)《岁星所在国有福赋》就是他应试之赋。岁星兆国运昌隆，在五行为木，五常为仁，此年分野恰在南宋，且无盈缩。孝宗太子时便以仁孝主战闻名，与秦桧不和，大得民心。此时南宋建国已三十余年，国力恢复，新君登基，锐气风发，国民翘首，欣然之情可知。赋中充满对君明臣贤的期待，有着南宋人少见的高调自信。 陈造《听雨赋》是他任地方官期间忧旱而辛苦祷雨的记述。除了说明官吏的安否系于民之安否，一场解旱大雨，使“憔戚叹咤者，生意之顿回；奔骛跼蹐者，舞踊而经营。洗襁子之昔忧，歘春台之共登”，实在指出了四民生计以农为重心，农业不兴，则士、工、商百业俱废，整个社会阶层都会起动荡。 (四)深掘学理，表述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欧阳修《应天以实不以文赋》把灾异都归因为阴盛，对《洪范》以君王德行不足导致五行乖错的灾异观念悄悄地作了改变。此赋上，受到仁宗褒奖。王炎《喜雨赋》为淳熙三年(1176)的大旱祷雨成功而作，融会了作者所学。赋中说道，初夏“值亢阳之为沴”，郡守“谒梵王之莲宫，羞苹蘩之洁清”，以助阴的方式祈雨。在感动神灵的表象之下，其实满含细致的气象观察，潜藏了“五运六气”说的诸多背景：起初风弱且霾、云郁不兴以及太阳刚刚向北回归就那样明亮炎热，是木气不足的表现；后来石柱基座潮湿、鼓面软潮声哑，表现了厥阴风木虽郁但没有勃发为暴雷，而是回复舒展，于是风凉云兴，终至大雨。熙宁初，孔文仲引日食反对变法，被黜，哲宗初再上书痛诋，指出导致日食的五件事。《三阶平则风雨时赋》里继续发扬“天监说”的威力，称：“君道修于下，则瑞为之证；人事失于此，则变从而作”，体现了他硬朗的个性。李曾伯《避暑赋》则是其“一念敬忽，休咎响应”学说的放大，进一步提出，要改变世风，必须息心清净，不煽性与情。 以上可见，在政治、学术活跃，思想开阔的前提下，宋人对异常现象和天人感应学说的思考都更加理性深入。在天人感应学说的影响和理论带动下，宋代祥瑞灾异赋境界阔大、学理精微、内涵丰富、形态多样，篇篇生命蓬勃，饱含张力。它们密切联系时代，敢于表达个人的政治观点和思想学术。不但对自然现象的发生原理进行过深入探究，对社会政治的批评和对社会秩序的建构追求也发人深省，取得了杰出的思想艺术成就。 (责任编辑：admin) |